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然而，周恩來知道，對江青一夥，僅僅進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夥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並且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麼，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也許，江青一夥正是基於誣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啟事”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周恩來想到：如果他在這個時候被打倒，並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事。他深知在當時的情況下，自己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幾位副總理也因“二月逆流”靠邊站了，惟有他才能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和黨內的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安危將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後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1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聯係，結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拒絕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凶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的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時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