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多位政府官員也坦言，有些政府部門參與民意造假，多是因為要向社會公布或向上級交差。“如果把民意調查結果當成政績，或是粉飾太平的工具，本身進行民意調查的動機就有問題。”
對於來自社會的各種質疑，部分調查行業人士也頗感無奈。“要說民意造假，更多也是來自被考核對象。因為對被考核對象來說，就是不公開調查結果，也涉及自己政績問題，所以更希望結果對自己有利。”袁嶽說。
當然，民眾對民意調查結果不信任，與民意調查機構進入門檻太低有關。“目前政府對民意調查機構還缺乏科學、規範的約束。”周江坦言，“一個注冊資金10萬元、沒有專業人員的公司，也可以湊幾個數說是民調結果。民眾往往分不清哪些民意調查結果可信，哪些不可信。”
吳濤指出，一些調查機構抽樣樣本不具有代表性，也是造成調查結果不科學的重要原因。“對於全國性研究來說，至少要3000個隨機選擇的樣本，結果才能保證真實性和準確性，但很多公司做不到，就1000左右樣本，甚至更少。”
多位受訪專家還指出，目前有些民意調查結果遭到質疑，還因為在發布調查結果時忽視背景介紹，或專業特性使一些數據麵臨被隨意解讀的可能，沒有用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向民眾進行科學的闡釋。
“在委托方通過媒體公布結果時，不論是全部公布，還是選擇性地公布一部分，調查機構應該要求委托方完全忠於調查結果。”肖明超認為這關鍵是委托方，“對於調查結果，委托方可決定公布不公布，民意調查機構無權幹涉。”
如何保持獨立運作
“民意調查要免於信息不被任意、人為篩選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建立起自主運營、自擔責任、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中立的民間調查機構，並與政府保持適當距離，具有超脫性、專業性和客觀性。”魯照旺認為。
“政府應把民意調查讓給合法的民間中立調查機構來完成。”在他看來，“政府的責任是對這些調查機構和調查活動進行監督與規範。從改革的角度說，改革政府和社會合一的組織形態及其製度規則，放開民間組織獨立地參與各項社會事務，也是新時期我國傳統公共事業領域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政府民意調查機構之外，應培育更多的民間民意調查機構，這不僅是對政府民意調查的有益補充，也是提升政治民主化水平的必然趨勢和要求。”邱霈恩說。
“從目前來看，民調機構與委托方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缺乏機製的約束。”黃小勇分析認為，“雙方良性互動關係的形成，一方麵需要委托方更加開明、開放、自信，另一方麵，還需要民調機構提高民意調查質量，客觀、公正、可信。”
據了解，民意調查開展比較成功的國家，除了政府部門自設的民意調查中心外，更多的是獨立於政府的商業調查公司。政府會委托信譽好的民間調查機構進行民意調查，既可以避嫌，又能更好地了解民意。而民間調查機構為維護其商業信譽就必須維護其調查結論的真實性、客觀性。這些國家的民意調查製度運行良好。受訪專家認為，完善我國的民意調查製度，不妨借鑒此做法。
對於如何把真實的調查結果傳達給民眾，也是一個關鍵步驟。“即使獨立的調查機構做的民意調查，也不應是把結果一公布了之，而是要創造一個與公眾更好的溝通環境，向公眾闡明調查怎麼做的，為什麼這麼做。願意了解細節的公眾，可以由此反推結果可信不可信。”李煒認為，“這是民意調查行業與公眾共同成長的一個過程。”
“政府部門要加強與新聞從業人員的溝通，以確保新聞報道中調查數據的應用無誤。”中國傳媒大學統計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柯惠新教授認為，涉及民意調查時數據的使用需要更加慎重，媒體報道的過度強調精簡、追求吸引力等準則，直接導致調查數據的使用流於形式、過度簡化、誇大不實或者斷章取義，更可能扭曲民意的真正動向。
“民意調查的結果屢遭質疑，這與政府和民眾對民意調查的認知程度、理解程度、支持程度有關。”吳濤建議，“提高整個民意調查行業的社會認知度和認可度，需要全行業的共同努力，在提高行業誠信和透明度的同時，有關部門明確行業管理規範和加強有效監督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