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六年春節過後由雙山農場轉到了我樂嶺農場。這時我已經在眾多的勞改場所裏度過了八年多刑期。事實證明，在度過了頭一年難熬的勞改時光後，以後的日子也大致可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句老話來形容了。想想也真讓人嗟歎。苦難的時日在匆促中默默滑過，我想還與精神的麻痹有關，什麼也不去多想，思想懶惰得厲害，意識像冬眠般被深深地埋藏，精神活動更多是本能的反應，豬狗一般。與靈魂的枯萎成正比的是肉體的日漸強壯。如果硬要附會管教幹部“勞改富於成效”的宣稱，那麼這成效也隻是體現於軀體而非思想。思想已幾近一個空殼，像一隻掏空了的葫蘆在水皮上飄飄悠悠。我們都成了地道農民，從外形到技藝都沒半點差池。在農業人口已占絕對優勢的國度又增添我們這些變種的一群，真不知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從雙山農場轉我樂嶺農場，此時離我九年刑期屆滿尚不到十個月，就是說自由在即，我不明白已“臨秋未晚”了還有什麼轉移的必要。況且聽從我樂嶺轉來的犯人講那邊比這邊要“邪乎”得多。因此這最後一次轉場(後來證明並非最後一次)使我感到甚不情願。
後來我才聽說，這次轉場是整個勞改係統的一次“戰略性”大行動。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微妙變化，當局對聚集於京津要害地帶的政治犯產生深深的憂慮，擔心在某個時候會生出什麼事端。於是將幾個農場的政治犯一並轉移到偏遠的我樂嶺農場。這就出現了罕見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麵。許多舊日難友在這裏重新聚首。這機會也是千載難逢的。我樂嶺位於河北與山西之接壤處，地勢起伏，滿眼是連綿的群山。時令尚為初春，山頂上的積雪還沒完全融化，遠遠望去像圍著一圈威嚴的白發老人。據說我樂嶺原先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勞改單位，營的編製，幾百畝土地。後來擴大為師的編製，數千畝土地，容納上千名犯人。有人說在中國發展最快的是勞改事業，相信此話不訛，遍布全國的一個個本來很不起眼的勞改場所就好像揉進了酵母的麵團，眼見得就蓬蓬勃勃壯大。我樂嶺，這名字也是意味無窮。當地人將“我樂”發音為“窩樂”，無論是我樂還是窩樂體現的都是安樂的意思，天曉得將這麼一個不毛之地謂之為安樂窩是當地人以苦為樂的天性使然，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對於我們這些被運送到這裏服刑的犯人而言，這名字實在是一種諷刺……
可以說在我總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勞改生涯中我樂嶺農場是最不堪回首之處，以至每每回想除我樂嶺之外的其他勞改農場所便不由生出懷戀之情，想到在那裏的種種好處。比如在草廟子看守所沒有沉重的體力勞動，審訊期間沒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農場相對寬鬆，還可以用筆提綱挈領記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禦花園自不必說，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勞動強度過高的興湖大場總還有能讓人喘口氣的時候。我樂嶺就不同，這裏所有的方麵都可以用“邪乎”兩字來概括。這裏可以說是地獄中的地獄。在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煎熬下我甚至突發奇想：希望時光能夠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勞改場所。我所說我樂嶺不堪回首，其實更是難以回首，無法回首。因為在這期間我沒有在紙上留下一個字，一切隻能憑借記憶。這使我感到恐懼，感到茫然無措。我總是依賴文字，認為白紙上的黑字如同釘在牆上的釘子，有釘子才能掛住許多東西，而有文字就能牽引出許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間留下的大事記對未來的回憶就大有裨益，而在禦花園期間留下的那本日記使後來的記憶更為清晰)。
到我樂嶺後我好像回到了人類的蠻荒時期，似乎人世間沒有發明出筆和紙。我要說明的是不留字跡並非是擔心所謂“一字入公門，十牛拉不出”，也並非是謹記犯人中流傳的：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由此可見白紙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樂嶺勞改當局嚴格禁止犯人進行一切“非正當”書寫(正當書寫界定為思想彙報，檢查材料及揭發材料)。家信屬正當與非正當之間的書寫，場方對每一封家信都要仔細審閱，不允許將農場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好像將“罪人改造成新人”也成了國家最高機密。開始我並不理解當局為何這般嚴格杜絕犯人的書寫，是後來從一位管教幹部嘴裏才弄清楚了原委：原來場方也和我們犯人一樣的信奉“文字是固體”，害怕犯人將發生在我樂嶺的“種種”記錄下來會給他們造成不利。說白了禁止書寫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封鎖消息。事實證明，采取這種手段確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後來離開的犯人提到我樂嶺隻是“邪乎啊邪乎”地叫苦，而對於“邪乎”種種卻大多回憶不起來，正如俗話說虱子多了不咬人，苦吃多了也記不得苦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