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大不易白樂天
公元789年（貞元五年），白居易18歲，隨父在衢州任上。
這一年，著作顧況“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路過此地，時為文學青年的白居易，抱著一腔熱誠，到他的下榻處，登門求見。
著作，是官名，也稱著作郎，主撰國史，隸屬於秘書省。官位不低，從五品上，實際卻是坐冷板凳的閑差。在這個有聲望，無權勢，有地位，無利益的清水衙門裏，混口飯吃，綽綽有餘，生老病死，保證待遇。但圖功名。求利祿，想發達，往上爬，可並非值得留戀的地方。
顧況認為自己“當得達官”，有點不安心，有點不自在。
中國文人之吃虧，多在於自我感覺良好。因為當時先後為德宗相的柳渾、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權在握，安排一份要職，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可他疏忽了一點，這兩位是政治家，而非純粹的文學家，談談詩歌，怡情悅性，飲飲老酒，消食化痰，當無不可。但要讓他倆向皇帝舉薦，要朝廷敘用，委以重任，授以達官，就不能不心存顧忌了。
誰能把握得住這位大牌詩人的自由主義呢？萬一吊兒郎當起來，萬一胡說八道起來，誰來替他擦屁股？果然，“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為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唐李肇《唐國史補》）
顧況就這樣被踢出長安，謫往饒州。途中經過衢州，碰上拿著自己作品求見的白居易。一般來講，官員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馬可憐兮兮，一臉惶恐，隻有他努力搭理人，而無人再像以前那樣巴結他了。而文人失敗，哪怕失敗得很慘，隻要確實寫過有一點影響的東西，還是會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學後生們，才不在乎你犯過什麼錯誤，戴過什麼帽子。這一點，當過右派的我，倒是蠻有體會的。
於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顧況賞識的這段佳話。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顧睹姓名，熟視白公：‘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五代張固《幽閑鼓吹》）
白居易這次麵謁顧況，與他“初舉”、“應舉”，了無關係。白居易第一次來長安應進士試，是在公元799年（貞元十五年）。而顧況被貶饒州，為公元789年（貞元五年）間事，後來，顧況隱居茅山，為公元793年（貞元九年）間事，這位早就隱居山林，怎麼可能跑到長安去，專程為白居易鼓吹說項呢？所以，真實的曆史，應是顧況在貶官南下途中，與白居易有了這次接觸。
類似的文字記載，還見諸於《唐語林》、《全唐詩話》、《唐才子傳》等書，看來，顧況賞識白居易，道路傳說，反響很大，才留存文人筆墨之間。那時，白居易才十九歲，名不見經傳，而顧況乃詩界大腕，文壇掌門。尤其在李白、王維、杜甫等頂級大師死去之後，就他獨撐唐詩一片天，因此，他的評價等於給白居易，打開了文學之門，也推上了仕進之途。
第一，名人說話，第二，作品過硬，白居易頓時成了明日之星。這對他公元780年（貞元十六年）第四名進士及第，對他公元782年（貞元十八年）登書判拔萃科，對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他公元808年（元和三年）任翰林學士，便一路綠燈，通行無阻。唐代的科舉製度，仍受九品中正製度影響，縉紳豪門的保舉，名流雅士的推薦，十分要緊，幹係重大。顧況那時，若是有作家協會的話，弄個主席、副主席當當，他不一定像今天某些同誌那樣積極，那樣投入，那樣奔走，那樣抓耳撓腮的。他擺在那裏，那些沐猴而冠的家夥，先就自慚形穢了。這位繼續高舉盛唐詩歌風韻的前輩，出來為白居易打保票，還有哪位主考官，敢不當回事呢！
這則文壇佳話，實際意義不僅如此。
顧況所說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難”，並不是無足輕重的閑話，而是確實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熟慮的真理。“什麼叫居”，僅僅是指遮風蔽雨的屋子嗎？若這樣簡單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所謂“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際；小者，意味周遭；實者，物質世界；虛者，精神空間。一言以蔽之，“居”即人的生存環境。對文人來說，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偽劣，非投機倒把，非虛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華，真有思想，真有靈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詩人，追求既廣闊，又自由，無拘束，無疆界的創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關在一個籠子裏的鳥，可能感到寂寞和無奈；關在一個籠子裏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關在一個籠子裏的作家或詩人，那很可能就會發瘋。因此，顧況這句看似無意的戲謔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
那時還年輕的白居易，也許未必能夠理解顧況對他姓名調侃的真意。因為這位著作郎，其實也是在長安“居大不易”，才卷鋪蓋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測，白居易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堂奧。
那年，他四十四歲，按孔夫子教導，已是過了“不惑之年”的這位詩人，仍舊改不了他那多血質，好衝動，重感情，易憤激的性格。結果，為當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無端刺殺，政府反應遲緩，跳出來打報不平，伸張正義，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貶江州，嚐到他平生第一次失敗的滋味。
人家告訴他，老弟，為什麼要打你的屁股，因為你越位了。什麼叫越位，就譬如一間屋子裏有很多人，比你有發言權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媽，你的娘舅，你的姨媽，還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輪不著你第一個搶著說話。老弟，你要記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為你不是魯濱遜，那荒島上隻你老哥一個，你怎麼折騰怎麼是，可你在這個屋簷底下，你耍跟頭把式的話，還得注意不要碰到別人。
經過這次冒傻氣，吃苦頭以後，他終於懂得必須調適個人的生存環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裏，努力順應，才能達到“居天下有何難”的目標。這是了不起的覺悟，也是詩人此後一輩子謹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歲，在中國古代文人中，算是長壽者。後四十年，他一直貫徹至終這個目標，一直身體力行這個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質世界中，營造最為適宜的生存條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在唐代眾多文人中間，他大概是唯一的過得最快活的聰明人了。
在中國，其實聰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麼辛苦，不那麼操勞，不那麼憂心，不那麼多負擔的聰明人，卻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詩《吾土》，曰“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這恐怕是他對於“居”這樣一個大題目，最為通脫，最為豁達的詮釋了。
其實，白居易在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以敢言直諫，慷慨陳辭著稱。這是前麵提到的他的多血質性格所決定了的。在元和十年（這是他生命轉折的關鍵一年）以前，他是經常上書，麵折廷爭，讜言諍論，以忠忱報效自任。《舊唐書本傳》裏，有這樣一段關於這位關東漢子，有點倔，有點強，有點擰，有點一根筋的性格描寫。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麵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吉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白居易一生，親曆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幾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型期裏全部敗象。朝政之腐敗，宦官之猖獗，黨爭之惡鬥，藩鎮之割據，外族之紛擾，戰亂之頻仍，災難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對詩人而言，不可能不產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和觸動靈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學觀點，是屬於幹預生活的絕對現實主義。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心結，在動蕩歲月裏的責任意識，在危亂年代裏的經世熱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從呈顧況披閱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詩人四十五歲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約為公元788年（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共二十多年間，白居易是以諷諭詩，為他的創作重點。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四十首，為其代表作。
這些詩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時代氣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爭意識，無不激起共鳴；所反映出來的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貪婪榨取，無盡搜刮，民不聊生的慘狀，無不義憤填膺。他的這些詩篇，滿城傳唱，萬眾吟誦，然而，也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
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矣”，遂導致他第一次麵臨“長安居大不易”的失敗，嚐到了生存環境沒有調適好的苦頭。
反正，中國文人的臍帶，係在大地母親身上，係在民族國家身上，係在人民大眾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統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統治者龍顏大悅，你就不可能不因為你的幹預時政，挑戰醜類，揭露敗惡，批判權貴，說了些真話，道出些實情，而不遭受統治者的修理。
也許統治者日理萬機，一時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統治者手下的牛頭馬麵，打手爪牙，卻絕不是吃幹飯的。於是，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賬舊賬一塊算，隻有捏著鼻子“出佐潯陽”。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載：“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墮井死，賦《新井》詩，出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貶江州司馬。”下注：“論盜殺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