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是一個“九州有鼎終須負”（《淮南送李司空朝覲》）、自覺承擔價值的大文人、大人，深知最重的擔子和最遠的路都屬於大文人和大人。這幾乎是不可拂逆的命定。“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以疏善惡”（《讒書重序》）。可見，他非常負責，十分關心世事，要積極幹預社會生活。然而，像他這樣有情懷、有溫度的人，似乎反而成為了冷血冷心腸的、“執大柄”的障礙。隻有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才有了資格證。可是，所謂科舉又並非是真正地依靠真才實學，正如《黃河》一詩中所揭露的，“解通銀河應須曲”，往往要通過旁門左道才可以。他在人間至藝難得的感歎聲中，在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大半個中國之間顛沛流浪，消磨了可貴的青年與壯年時期。
也正因了腳步和眼界的襄助，對於世事的沆瀣腐氣，他才觀察得多也感受得深，並出語驚人，直達他們“行奴役人民、供其享樂之實”
的命門。如果說中國人對暴力革命是無比熟悉的，那麼對權術之爭和腐敗行徑則堪稱更加了如指掌。唐代自李隆基任用宦官高力士參與政治，掌握大權以來，宦官與朝官或爭鬥，或勾結，弄得朝政日非。到了晚唐，穆宗李恒、敬宗李湛和文宗李昂這幾個在位時間很短的皇帝，大權都操在宦官手中。其後，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曄等，也都先後受製於宦官，致使政局更是烏煙瘴氣。
另有藩鎮專橫跋扈，都憑借自己手中的武力，奪地攏民，肆意橫行。
再加上王仙芝、黃巢等先後起義，與官軍轉戰中原，世事橫流，生靈塗炭。這時，在他的筆下，自然便噴發出大量悲憤交織的詩篇，如一個個大水隔開的孤島，抵死抵抗：“五年苛政甚蟲螟”（《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攝新城縣》），“陋巷滿蓬蒿”（《秦中富人》）、“疲甿賦重全家盡，舊族兵侵大半無”（《送王使君赴蘇台》）等等。世事如此，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又是如此。該怎麼辦？別無選擇，自然就是“著私書以疏善惡！”
對誰“疏善惡”？毫無疑問，首先是君王。他畢竟是一國之主，如果能夠分“善”“惡”，去“惡”揚“善”，有所作為，也許世事可挽，生靈可救。為此，他可以不顧安危，不計利害，無論前代君王，還是當朝天子，隻要是惡瘡就要去剜除。目的就是為了讓當朝的天子能夠間接或直接地有所覺悟，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這與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希望是一致的。
“國計已推肝膽許，家財不為子孫謀。”（《夏川贈胡常侍》），這是他對別人的期望，同時，也正是自己的一種意誌。有此意誌，他可以放膽，可以無畏，為生民社稷直刺其“上”——那些威風的、強大的、殘暴的、生殺予奪的“上”們。這不容易。其實他原不必“刺上”，也不用為曆史乃至當代史寫眉批的——刀筆吏、刀筆吏，吏筆如刀常傷及自身，這誰都知道。他隻在一幅幅紅色的“倡導……”“歡迎……”“熱烈慶祝……”的巨型條幅上，用毛筆、鋼筆、羽毛筆、圓珠筆、簽字筆、水彩筆……隨大溜兒簽下自己的名字、淹沒在裏麵、歡呼在裏麵也就足夠吃一碗安穩飯了。可是他不。
閱讀他的全集，可以發現，與其他晚唐詩人相比，他雖也與僧人交往，但詩中卻殊少佛教痕跡；他也與豔麗詩風的代表吳融交往，但詩中也絲毫不見這方麵的內容，想來還是這種意誌的堅定所致；他也寫景，可是寫個雪也忘不了說上“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雪》）。也因為他的堅定意誌、出奇膽量，當然更少不了他溫柔天下的那顆心，所以，盡管他譏刺了許多真皇帝，民間卻竟將他傳說為真皇帝——他是浙江人，所以他的故事在浙江一帶廣為流傳，他被傳為皇帝身、聖旨口。看看記載，會驚訝地發現，其實遠到福建、廣東，在客家人的傳說中，也有很多有關他“聖旨口”的故事，而且還當他是個神仙。有些景點，還叫羅隱潭、羅隱灣、羅隱腳印啊什麼的，可見一個民族英雄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是的，“民族英雄”，那樣甘冒殺頭危險、高大健壯、秉劍懷錐、一路唱著大風歌來、就沒想著再回去的我們的詩人，配得上這樣一個正大光明的封號。
雖然後來幾乎所有的皇帝、宰相、大臣、強藩、百姓都無不欽仰他的詩名，乃至於現代大儒魯迅發現了他的小品文，詩人和政治家毛澤東發現了他的詩歌和人格，並加以推崇，可在其當世，他一生都不得誌，學業、仕途一塌糊塗，像塞外春風一場場吹不紅桃花的臉，連個苞也含不得。也許他的詩歌精神嚴重違背了古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和做人做事的雅正觀吧？他以“審醜”為己任，尖銳淩厲，鋒芒畢露，入骨入髓，麵麵俱到——他譏刺的範圍上至皇帝、宰相、藩鎮，下到貪官汙吏、惡劣文人、社會陋習，“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唐才子傳·羅隱》）。可以說，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以辛辣諷刺為主要特色的作家，首推他了。就像中國畫到了齊白石才實現了文人畫由高雅向著親近人生的轉變、到李苦禪才實現了文人畫由陰柔之美向陽剛之美的轉化一樣，他的意義不在於他比前人寫得更壞還是更好，而在於他開辟的一個方向——中國的詩人、中國的士人階層的注意力從關注個人的悲歡得失之痛，被對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關切之殷牽引，部分地奪去了心神，而潑辣射擊出了火藥——是的，中國詩歌左手玫瑰右手槍，到他這裏，火藥才真正由製作天上好看的煙火成長成了身邊打擊敵人的槍彈。也正是那種曆史背景下的風霜滿地，才孕育誕生了他多麼骨格清奇的“刺上”詩，傷口一樣，不喊一聲痛地“劈啪”
炸開，挺著不謝。我想，文學的高貴也許正在於她的炸開並挺著不謝吧？炸開是因為心痛，不謝是因為挺著。基於此，他——羅隱，以及羅隱詩歌的意義和價值值得給予重新裁定。
唉，沒有傷口就沒有物證，像來自遠古的甲骨文——那載體，它的一身血肉筋腱隻為養塊好骨頭一樣，也許一個真正的詩人必須受苦、死去，將腳步深深埋進泥巴，才能證明卑微的痛苦和窒息曾經存在，也才能噴發出光芒，去照耀大地，讓她心生芬芳。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感謝他的犧牲，還將致敬。
［詩人小傳］
羅隱（833-909），唐朝詩人，字昭諫，新城（今浙江富陽）人。
他一生經曆了晚唐文宗至哀宗七個朝代，目睹並身曆唐王朝從衰敗到滅亡的過程。據《舊五代史·羅隱傳》載，他早有才名，“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事部分中第”。這“譏諷”，顯然出於他對現實的不滿。
事實上，不僅是詩，他的文章也飽含譏諷。羅隱的詩歌在他之後的一千多年中是有很大影響的。且不論文人學士對他的評論，就是明清小說家們也常常引用他的詩句，如《西湖二集》、《金瓶梅詞話》、《拍案驚奇》等書中，都曾引用他的《雪》和《偶興》等。
羅隱的著作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已佚）及《讒書》等。
雍文華校輯的《羅隱集》（中華書局出版）收集羅隱現存作品（也有個別偽作）較為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