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哲學(1 / 3)

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哲學”一詞最早由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它由“愛”和“智”兩個字組成,直譯過來就是“愛智慧”。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哲學家西周根據漢字的含義,將其譯作“哲學”。1896年前後,康有為等將這一表述引入中國,很快取代了我國古代沿襲下來的對“哲學”的稱呼“玄學”、“形而上學”等,成為一個通用的術語。

易經

《易經》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占卜書。古代用蓍草行筮,需經18次反複演變才能形成一個卦象,所以《易經》最初又稱做《易象》。實際上,《易經》是一部披著神秘的占卜外衣的哲學奇著。《易經》把天地作為產生萬物的總根源,從複雜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抽象出“陰”、“陽”兩個基本範疇。“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陽性等特征和具有這些特征的事物;“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陰性等特征和具有這些特征的事物。

五行

“五行”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起源及其多樣性的統一的一種概括。《尚書·洪範》篇中對五行作如此描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它提出了為人們所用的以水為首的五行排列次序,以及五材的性質和作用。後人把“五行”看做是構成“萬物的元素”。土金木水火,不僅是五種有用之材,而且是構成百物的原始物質。“五行”之間還有內在聯係。從“五行相雜說”向“五行相勝說”演化,到“五行無常性”,到“五行有常性”,再到“五行相生說”,最後發展到現今通行的“五行生勝說”。

八卦

“八卦”也稱“經卦”,指的是《易經》中的8種基本圖形。它們分別為: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爻是八卦的基本構件,每三爻配合,組成一卦。“八卦”同占卜有關,“八卦”最初是宗教巫術的產物,是古人探測神意、占卜未來的工具。殷周之際,有人把“八卦”中的每兩卦相互重疊,演變成六十四卦,從而使其組合更具規律性。對“八卦”作哲學的解釋和闡發始於春秋。“八卦”主要象征著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8種自然物質。最早對“八卦”進行較係統的哲學解釋的是《易傳》。

形而上、形而下

“形而上”、“形而下”是中國古代哲學術語。《易·係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方法”、“道路”,也就是問“器”是“如何”、“循什麼道路”、“按什麼方法”成“器”的。認為法則是無形的,稱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稱為形而下。以未成形為形而上,已成形為形而下。《易傳》提出這一概念後,在中國哲學史上逐漸被哲學家引申為表述抽象和具體、本質和現象、本源和派生物的範疇。

關於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漢唐以來的哲學家對此展開了長期的爭論。王弼等玄學家和宋明時期的理學家都認為形而上的東西先於並決定形而下的東西。朱熹說:“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相反,唯物主義者認為,形而上的東西不能脫離形而下的東西存在。王夫之認為,“有形而後有形而上”,反對玄學和理學對“形而上”、“形而下”的唯心主義解釋。

中國古代十大思想家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老子是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辯證思想的哲學家。《老子化胡經·序說第一》:“以為聖人有老容,故號為老子。”公元前5世紀末,周王室發生內亂。老子看到朝廷日益衰敗,於是辭官,騎著毛驢,西出函穀,過隱居生活去了。他應關令尹喜之請,遺五千文,即《老子》,又名《道德經》。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孔子是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首次把“仁”作為一種哲學範疇提出來。孔子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者合稱“七十二賢人”。孔子晚年在魯國整理編訂古代文化典籍《詩經》、《尚書》、《春秋》、《周易》、《禮經》和《樂經》,除《樂經》失傳外,其餘的“五經”一直流傳至今。孔子73歲時病逝,他的主要思想和言行由弟子記錄下來,編成《論語》。

墨子

墨子(約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宋國人,中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墨子被稱為“布衣之士”,他著書立說,創立了墨家學派,成為當時唯一可以和儒學抗衡的顯學。墨子的主要思想和根本精神是自苦利人,倡導“兼愛”、“非攻”等主張,他的言行和思想被弟子記述於《墨子》一書中。

莊子

莊子(約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人,世稱“南華真人”,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莊子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的思想著作,完整地保存在《莊子》一書中。它既是先秦時期最著名的哲學著作,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

孟子

孟子(約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亞聖”。其中心思想是“仁義”,主張行仁政,強調“民貴君輕”,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孟子與其弟子共著《孟子》,記載了孟子的思想和政治言論。

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戰國趙國人。荀子是戰國末期儒家之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唯物主義集大成者,提出了“天行有常”的樸素唯物論和“製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荀子與其弟子著有《荀子》一書,共10卷,32篇,其中以《勸學》、《天論》等最有代表性。

韓非子

韓非(約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戰國末期的哲學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出生於韓國(主要區域在河南省)貴族家庭。韓非子在政治上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等政策,主張中央集權,因建議韓王變法未見用,於是發憤著書,寫成10萬餘言的《韓非子》一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五蠹》、《說難》、《顯學》、《孤憤》、《定法》等篇。韓非的思想著作傳到秦國後,秦王大為賞識。但他昔日的同學李斯等人對其進行陷害,韓非被迫自殺。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廣川(今河北景縣)人,西漢著名哲學家,在當時享有“群儒之首”的聲譽。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得到了漢武帝的采納,並為此後兩千餘年間封建統治者所沿襲。董仲舒的思想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為一,形成封建神學體係。著作有《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別稱紫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朱熹繼承了“二程”(程顥、程頤)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係。朱熹的中心思想為“理氣論”,他認為“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朱熹死後,他的思想被奉為官方哲學,在封建社會末期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熹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通書解說》等。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世稱船山先生,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在哲學上有著突出貢獻,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吸取當代新興“質測之學”的成果,求實創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把唯物主義發展到時代條件所允許的高度。王夫之特別批判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論點,認為隻有人欲得到合理滿足,才合乎道理。王夫之一生著述頗多,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詩廣傳》、《老子傳》等。

諸子百家

先秦至漢初的諸子與百家,今人有明確區分,即“諸子指各派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學派”。《漢書·藝文誌》列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10家。其實並不止這些。論起主要學派來,應當是儒、道、法三家,它們不僅有明確的傳授係統、豐富的著述和完整的理論體係,而且對中國後代思想影響甚大;其次為墨家、名家,它們雖然對後世影響較小,但在當時社會的地位相當重要,並且也有自己的理論和著述;至於陰陽家,雖然在哲理體係上談不上完整和嚴密,但對於後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三教·九流·十家

三教:漢儒宣揚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為三教(《白虎通·三教》)。兩漢之際佛教傳人我國後,稱儒、道、佛為三教。

九流:指先秦時九派學說。即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

十家:九流(即九家)再加上小說家。

“愛人”與“兼愛”

儒家重義輕利,墨家統一義利,這是“愛人”說與“兼愛”說的主要區別。儒家“愛人”說主張“愛有差等”,孔子主張愛有差等,如愛自己的父母與愛他人的父母,就有先後、親疏、厚薄之分。儒家“愛人”側重於“修己”,啟發人們在道德上的自覺。孔子提出“愛人”說,是為了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調整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從而維持宗法等級製度。墨家“兼愛”說認為“愛無差等”,墨子主張不分遠近、親疏,他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家“兼愛”注重“交相利”,強調在行動上、物質上的利人。墨子“兼愛”說反映了平民、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理想。

黃老學派

戰國時期,以“黃帝”為名的學術派別大量出現,黃帝成了“學者所共述”的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道家學派吸收了黃帝學說中的尚法的思想,形成了以“道德”為核心的新道家學說。同時,為了提高學派地位,該學派又抬出黃帝作為本學派創始人。這樣道家學派變成以黃帝、老子為旗幟的新學派——黃老之學。

天人之辯

所謂“天人之辯”,是指關於天與人、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之間關係的辯論。商周時期,人們把天看做是至高無上的神,到春秋戰國時期,“天人之辯”真正開始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展開。儒家創始人孔子曾對鬼神產生懷疑,但孔子的學說並未因此發展到唯物主義。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老子主張道法自然,這種尊重客觀規律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叫人順從命運則是消極的。孟子則片麵誇大理性的作用,以為通過思維能“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