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社會學的主流是非理論的。
我大概就屬於這個主流。自從在美國學了社會學，就對理論產生了反感，後來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論上的殘疾人”。當然，我不應當拿北美社會學的實證主流為自己辯護，不喜歡理論本是我內心的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長大的環境為自己辯護――我總覺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人犯了一種“理論過多症”，各種所謂“理論”充斥於我們的生活，連二十歲的大學生都言必稱“主義”。記得我在匹茲堡大學的導師、著名曆史社會學家許倬雲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大陸來的學生說起話來怎麼總愛用些大名詞。的確，就像一個人因為吃某種東西太多吃傷了一樣，我對理論就有這種感覺。由此你可以知道，當我看到弗雷澤所說的“我確信，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彙才具有永久的價值”這句話時，我為什麼會對他懷有共鳴甚至是有點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澤東關於外因內因的說法，上述情況都是外因，內因是我自己總是受到“事實”這個東西的強烈吸引。我做社會學研究，總是帶著一種愛麗絲漫遊奇境的感覺，看到什麼都覺得新鮮、有趣，而且總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樣感歎一聲：
啊，真是越來越奇妙了！一件事，隻要不再讓我覺得新鮮、聞所未聞，我的興趣就會立即下降。就因為這個，我做了男同性戀的研究――一個女人做這種研究真是夠奇怪的，我一點也不怪很多國內國外的記者一再對我提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搞這個研究？我猜，他們想聽的是“我是個同性戀”或者“我想幫助同性戀”之類的回答，可我讓他們失望了，我的回答總是：我覺得這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好題目。我說的是真話。我隻是覺得同性戀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條件。當然，它還並不是充分條件。換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並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會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許多人都羞於承認它可以成立為做研究的理由，以為這就使研究成了一種“跟自己玩的遊戲”（福柯用語）。
但正是大師福柯本人為這種研究動機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釋自己的研究動機時曾說：“至於說是什麼激發了我這麼做，那則很簡單……不過是出於好奇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唯一值得帶著一點固執去遵從它驅使的那種好奇心。”你當然可以理解，我為什麼會對福柯的話也心懷感激。
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這一點有我引文的數量為證。
從1994年起，我開始做這項研究：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
這項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結構化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
采用這種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完全是個人生活史，隱私性很強。
如果采用社會學的問卷方法，很難得到真實的情況。就像美國聯邦政府耗巨資資助的一項有關美國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評一樣，在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中，旨在推論整體狀況的社會學大規模抽樣問卷調查的可靠性受到嚴重質疑。
這項研究是由著名社會學家、性學家勞曼（E。0.Laumann）、蓋格農（G。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說，他們的方法集中了社會學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
不幸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於1994年10月公布之後，雖然好評如潮，但批評也是致命的：不僅提出用這種方法來調查個人隱私問題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對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有無可能成為科學產生了懷疑。關於社會學是否科學的問題，從社會學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質疑，到現在已有將近二百年的曆史了。社會學家如何對待這種批評呢？我在美國的一位導師這樣說過：如果說社會學不是科學，那麼化學也不能算是科學，因為它也不過是對現象的記錄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論社會學算不算科學，大型抽樣調查方法是不是科學方法，當我們做涉及個人隱私的研究時，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慎用大規模抽樣調查方法為妙。這是我選擇了深入訪談個案史的方法來做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這個題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這類敏感題目時最有效的方法。
對婦女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和記錄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權主義的高度重視，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能夠打破已有的邊界，創造出新的公眾話語。由於在過去的公眾話語中，男性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眾話語中的出現比起一般的個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有助於打破以男性話語為主的公眾話語，使兩性的話語在公眾話語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女權主義在研究的訪談方法中偏愛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
這是一種定性的（qualitative）調查技術。它既不同於采用參與觀察方法的民族學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於傳統的在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缺少互動的大型結構性調查（survey researchand structural int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