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完成了揚州大學漢語課程之後，我又回到了義烏。離開才六個月，一回去就發現義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街上的外國人多了不少，高樓大廈也像春天義烏竹林裏的新筍一樣冒出來，教我漢語的老師對我說這叫作“日新月異”。叔叔也對我說中國發展速度快，學習工商管理將來大有可為。聽了叔叔的意見，我申請了浙江師範大學工商管理本科專業。當時學校裏的外國留學生才十幾個人，非洲人就更少了，隻有我和叔叔以及來自尼日利亞的室友而已。但是浙師大的老師和同學們可沒有把我當作“異類”，而是幫我這個異鄉人漸漸融入中國社會。大一時，我的高數學得極差，因為語言問題，我壓根兒聽不懂老師講的內容，課後我的同學們就幫我補課，所以第二學期我的高數成績就上來了，常常考90多分呢。我把中國當作了第二故鄉。在這裏，我的“爭強好勝”成了同學和老師眼中的“積極進取”“誌向遠大”。從大一開始我就積極參與學生社團，和同學們一起排練節目、布置舞台等。到大二時，我還當選了文體部副部長，負責社團新幹部麵試、組織社團活動等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我們為迎新晚會選節目，來進行才藝表演的大一新生看到評委席上坐著一個外國人，眼中充滿了驚奇。其實，中國的開放政策、中國人所說的兼容並蓄就是接納我這樣的外國人吧，這種開放是包容，是尊重，亦是中國人所說的求同存異吧。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窗口。我也去北京參加了這場盛會。我是坐動車去的北京，速度比往年快了不少，而中國的發展就像這動車一樣迅速，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大街上人們摩肩接踵。我的祖國索馬裏也派出代表隊參加了這次奧運會，好多媒體爭相報道索馬裏的運動員薩米婭·奧馬爾，雖然她的成績不盡如人意，但中國媒體和中國人都對她稱讚有加。我十分感動，中國媒體對索馬裏運動員和美國、俄羅斯的運動員一視同仁，並沒有因為索馬裏連年戰亂而輕視他們，反而對索馬裏參加奧運會一事大為讚揚。中國當時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年了，變化不僅是多了高樓大廈，多了外國人，多了國際貿易等，更是尊重、包容、理解和歡迎來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不因膚色、種族、國家強弱而區別對待。
因此，2009年我提前一年大學畢業時，我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讀碩士，但是這次我並沒有選擇工商管理這個專業，而是毅然決然地投入語言學的懷抱。我想，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不僅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而且還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農業、工業、商業等所有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國文化底蘊的支撐，我著迷於中國的文化和語言的魅力。
2006年7月，完成了揚州大學漢語課程之後，我又回到了義烏。離開才六個月，一回去就發現義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街上的外國人多了不少，高樓大廈也像春天義烏竹林裏的新筍一樣冒出來，教我漢語的老師對我說這叫作“日新月異”。叔叔也對我說中國發展速度快，學習工商管理將來大有可為。聽了叔叔的意見，我申請了浙江師範大學工商管理本科專業。當時學校裏的外國留學生才十幾個人，非洲人就更少了，隻有我和叔叔以及來自尼日利亞的室友而已。但是浙師大的老師和同學們可沒有把我當作“異類”，而是幫我這個異鄉人漸漸融入中國社會。大一時，我的高數學得極差，因為語言問題，我壓根兒聽不懂老師講的內容，課後我的同學們就幫我補課，所以第二學期我的高數成績就上來了，常常考90多分呢。我把中國當作了第二故鄉。在這裏，我的“爭強好勝”成了同學和老師眼中的“積極進取”“誌向遠大”。從大一開始我就積極參與學生社團，和同學們一起排練節目、布置舞台等。到大二時，我還當選了文體部副部長，負責社團新幹部麵試、組織社團活動等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我們為迎新晚會選節目，來進行才藝表演的大一新生看到評委席上坐著一個外國人，眼中充滿了驚奇。其實，中國的開放政策、中國人所說的兼容並蓄就是接納我這樣的外國人吧，這種開放是包容，是尊重，亦是中國人所說的求同存異吧。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窗口。我也去北京參加了這場盛會。我是坐動車去的北京，速度比往年快了不少，而中國的發展就像這動車一樣迅速，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大街上人們摩肩接踵。我的祖國索馬裏也派出代表隊參加了這次奧運會，好多媒體爭相報道索馬裏的運動員薩米婭·奧馬爾，雖然她的成績不盡如人意，但中國媒體和中國人都對她稱讚有加。我十分感動，中國媒體對索馬裏運動員和美國、俄羅斯的運動員一視同仁，並沒有因為索馬裏連年戰亂而輕視他們，反而對索馬裏參加奧運會一事大為讚揚。中國當時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年了，變化不僅是多了高樓大廈，多了外國人，多了國際貿易等，更是尊重、包容、理解和歡迎來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不因膚色、種族、國家強弱而區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