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國民黨沒有對胡適采取進一步的措施。畢竟國民黨的終極政治目標和胡適的政治理想是在同一個大方向上。所以雖然心情沉重地離開了上海，但胡適發現，他的一些批評，對國民黨的政策起到了推動作用。比如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中要求國民黨“快快製定約法以保障人權”，這篇文章1929年5月發表，結果國民黨6月間公布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的建議。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與約法》一文有關”。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要求國民黨“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這篇文章1929年底發表，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話文。用沈寂的話說，“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
國民黨的“納諫”令胡適感到了希望。雖然有著強烈的獨裁傾向，但蔣介石畢竟明白世界大勢。掌控了南京政府後，他吸納翁文灝、錢昌照等一批知識分子入閣，還答應“盡快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這些舉動使胡適認為國民黨有走上真正憲政的可能。1935年，胡適曾評價蔣介石說：“他長進了，氣度也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多不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能相當地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這種口氣，儼然是老師在表揚學生。因此，胡適也決定在承認國民黨權的前提下來謀求政治改良。在胡適看來，國民黨政權雖是一件並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沒有更合手的工具。若以暴力摧毀這件“工具”，國家民族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他說：
“暴力革命帶來的，必然是暴力專製政府。”
國民黨這個工具確實不太好用。中國社會轉型過於劇烈這一背景使國民黨迅速暴露出它身上的保守性。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有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對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現代化設計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國傳統文化薰染越重的人，越有機會掌握改造中國的權力。“半新半舊”型人物蔣介石身上有著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麵，他深知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民主憲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麵，他身上又有著深厚的舊文化影響，經常本能地在各個細節中表現出強烈的獨裁主義傾向。
蔣介石文化水平不高，僅相當於高中水平。他深受傳統儒家思想，一生服膺王陽明心學，因此相信“精神第一論”。他認為，“精神可以創造物質，亦可以補充物質之不足，且掌握物質者精神，運用物質者亦精神，物質但附麗於精神之一偏耳。”
因為教育背景、成長環境的原因，蔣介石對民主、人權理念理解不深。孫中山思想的優長之處在於他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思想，蔣介石卻將孫中山哲學思想解釋成“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是續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中國的正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