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這部新注也是想為研究《人間詞話》提供較為豐富的材料。過去的各種注本在輯錄王氏論及的詩詞原文方麵，用力甚勤，尤其是通行本收羅比較完備。但在探索王氏理論的淵源及其影響方麵則注意不夠。本書注文大量引用與王氏論點有關的中外美學和文學理論著作，就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和不足。注文的任務僅僅是提供材料以及疏通文字，所以一般沒有校注者個人的看法和論斷。因為很多複雜問題很難在注文中說清楚。比如，王氏思想與叔本華美學的聯係與區別就是如此。研究者從有關材料中可以自己做出判斷，不妨見仁見智。校注者個人的意見都寫在書前的論文中。當然那隻是一得之見，僅供讀者參考而已。
本書附錄的第二部分《人間詞話選》，節錄自王氏的《二牖軒隨錄》（原發表於《盛京時報》）。我沒有見到原件。這裏是根據陳杏珍、劉烜同誌的《〈人間詞話〉（重訂）》轉錄的。關於這份材料，劉烜同誌在《王國維〈人間詞話〉的手稿》一文中，曾有如下說明：“王國維的手稿中，有一份自選的《人間詞話》共二十一則（應為二十三則——引者注）。這是一份剪報，用四號宋體鉛字排行。在這幾則《人間詞話》的開頭，王國維寫了如下的話：‘餘於七八年前，偶書詞話數十則。今檢舊稿，頗有可采者，摘錄如下。’據此看來，很可能是王國維從日本回國以後選輯的。這份剪報共二十三頁，題名《二牖軒隨錄》，其中選錄的《人間詞話》占三頁。這是長篇的讀書劄記，大部分談漢字、曆史、古代文學。”（見《讀書》,1980年第7期）如果我們把這裏選錄的各條與《國粹學報》所發表的《人間詞話》以及《人間詞話》原稿相對比，就可以看出，王氏是根據原稿摘錄的，各條文字與原稿大體一致。其中第2條為原稿第45條，第22條為原稿第70條，第23條為原稿第69條和71條所合成。這四條，《國粹學報》本都沒有，其中的三條（第45、70、 71條）趙萬裏先生1927年收入《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中，另一條（第69條）一直到1960年王幼安先生才從原稿錄出收入《人間詞話刪稿》。王氏《二牖軒隨錄》大約發表於1915或1916年，那麼這四條其實是不應叫作“未刊稿”或“刪稿”的。《盛京時報》是出版於東北的報紙，關內流傳不廣，所以王氏的《二牖軒隨錄》很少有人見到。王氏在全力研究史學、考據的時候，仍然認為自己的《人間詞話》“頗有可采者”，並錄出其中要點重新發表，這也是耐人尋味的。
最後，簡單談談《人間詞》甲乙兩稿序。這兩篇序，趙萬裏先生在王氏年譜中明確指出乃王氏自撰。徐調孚先生的《校注人間詞話》和王幼安先生校訂的《人間詞話》（即通行本）都把這兩篇序作為王氏著作收入。不少研究者在自己的論著中也把這兩篇序作為王氏論述引用。可以說，它是王氏作品已經為學術界所公認。但是，近來有同誌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兩篇序的作者是樊炳清而不是王國維。（《〈人間詞序〉作者考》，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2期）這種意見本人不敢苟同。首先提出兩序是王氏作品的趙萬裏先生已經去世，他的王氏年譜確實沒有詳談這個說法的根據。但趙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他絕不會毫無根據地硬把別人作品說成王氏作品。趙先生與王氏關係密切，又是王氏遺著的整理、編輯人，言必有據。以常理推論，當為王氏告知。筆者在京時，也曾向他麵詢此事。他明確回答：“是靜安先生所撰。”語氣肯定，未作任何解釋。王氏確有一友人，名樊炳清（字少泉、抗夫，見本書上卷第26條），而《人間詞》甲乙兩稿序署樊誌厚。樊炳清和樊誌厚或是一人。所以，兩序雖署名樊氏，但實出於王氏之手。假托友人名字為自己的集子作序，王氏還有一次。集中了王氏後期學術論著精華的《觀堂集林》的序言也是王氏自撰而署名羅振玉（王氏致友人蔣汝藻函中明言之）。再者，兩序持論與文風和《人間詞話》大體一致也可以作為王氏自撰的內證。總之，趙萬裏先生的說法應該說是權威性的，現在似乎還不應輕易推翻。因此，本書仍把這兩篇序作為王氏著作收入。
編寫這部新注也是想為研究《人間詞話》提供較為豐富的材料。過去的各種注本在輯錄王氏論及的詩詞原文方麵，用力甚勤，尤其是通行本收羅比較完備。但在探索王氏理論的淵源及其影響方麵則注意不夠。本書注文大量引用與王氏論點有關的中外美學和文學理論著作，就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和不足。注文的任務僅僅是提供材料以及疏通文字，所以一般沒有校注者個人的看法和論斷。因為很多複雜問題很難在注文中說清楚。比如，王氏思想與叔本華美學的聯係與區別就是如此。研究者從有關材料中可以自己做出判斷，不妨見仁見智。校注者個人的意見都寫在書前的論文中。當然那隻是一得之見，僅供讀者參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