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常德(又名劉鬱)曾在元憲宗九年(公元1259年)奉命出使伊兒汗國，抵達今伊朗西北，往返曆時四年多，寫成《西使記》一書，記述西域風土人情地理。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rù入〕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裏。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裏，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即劄陵、鄂陵二湖)。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wu務〕成川，號赤賓河……
唐代末年以來，中原戰亂，我國與西域各國的陸上交通一度幾乎隔絕。到13世紀初，我國北方蒙古族興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東征西戰，再一次打通了中西陸上通道。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中西陸上、海上交通更為發達。當時不僅有許多人前往西域帶回新的地理知識，而且政府派遣專門地理探險隊考察黃河源頭地理。
到唐代，由於唐初與活躍於青海的吐穀渾人作戰，以及後來與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便對黃河源地的二湖(鄂陵湖、劄陵湖)地區有了較多聞知。如唐初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帶兵進入青海，追擊吐穀渾時，就曾“次星宿川……覽觀河源”(《新唐書·吐蕃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曾路經河源地區。唐穆宗時，劉元鼎出使吐蕃會盟也路過河源地區，並對這裏的山川大勢有所認識，《新唐書·吐蕃傳》中記道：
注釋：
大抵一歲之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
都實的這次考察，首次搞清了河源地區的河流水文特征，以及河流名稱等地理問題，指出星宿海為河源所在。《元史地理誌·河源附錄》所載他們的考察成果說：
(黃)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寧西南)西南行二千裏，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裏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青藏高原北部之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巴顏喀拉山)，東距長安五千裏，河源其間。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亙數百裏。古樹修藤，森陰蒙翳〔yi醫〕，禽獸之聲雜遝〔ta踏〕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曠田，絕無寸土，彌望芃芃〔peng蓬〕，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於其地。又有竹坡，亦綿亙數百裏。
《真臘風土記》是元成宗貞元年間(公元1295—1297年)，周達觀奉命隨使團出使柬埔寨(時稱真臘)時，關於柬埔寨當時政治、經濟、地理、民俗等情況的記錄。其中對柬埔寨山川、氣候等地理記述，是最早以親身經曆介紹給我國人民的關於柬埔寨的地理認識。如《真臘風土記·山川》寫道：
我國對“西洋”地理的認識很早，漢朝班固在《漢書》中就曾記錄有一條由廣州通往印度洋至非洲東北岸的航道。後來法顯等從海上回國、唐代與南亞各地海上交往，也都積累了不少有關那裏的地理知識，但是，這些知識都比較零散。到宋代，南宋趙汝適曾收集各種古籍記載和當時西洋商賈傳聞，寫成《諸蕃誌》(二卷)一書，記載了60個國家和地區的物產、地理、傳聞、經濟，以及與宋朝的關係。遺憾的是，這些記述全依靠文獻和傳說寫成，並非作者親自所見，所說就免不了有錯誤訛傳之處。而汪大淵的記述是在自己耳聞目睹基礎上寫成的詳實記錄，因此，它標誌著我國古代對南洋、西洋地理的新認識。
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是作者在1329—1340年間兩次隨船航行南亞、東非的旅行見聞記錄。其涉及的地區，自台灣、南海、馬來半島，以至非洲東岸北段99處主要地點(見表1)。全書一卷，以99個地名作為分段的主題，敘述當地的各種見聞，包括地理形勢、氣候、物產、風俗、趣聞等內容。其記述不僅範圍廣大，而且內容翔實。明代馬歡在隨鄭和下“西洋”(古代對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泛稱)時，就曾對照《島夷誌略》的記述，發現汪大淵的記述非常準確。他在自己的著作《瀛涯勝覽·序》中說：我過去讀《島夷誌略》時，看到各地天時氣候不同、地理人物差異。曾感歎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呢？！待我親自到了這些地方，才知道《島夷誌略》所記各地天時、地理、氣候、人物一點都無虛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