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3月17日，當英國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從新疆古道趕往敦煌，從而成為親眼目睹王道士發現的敦煌秘寶的第一個歐洲人時，俄國人科茲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學會委派已結束對中國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準備開始他的第4次遠征。他得到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兩次光榮的召見。臨行時，他接受了沙皇賜給的3萬盧布以及步槍、左輪手槍和子彈。他們對他的這次遠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後科茲列夫回憶起當時情景還十分激動與神往……
俄國學者並不否認當年列強從事此類探險，“是在歐美和日本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的背景下進行的，探險所得當地地形測量及情況報告，亦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清朝政府對此無疑是做出了一定讓步。”隻是他們認為，在事過將近百年的今天，對保存和研究中國文化來說，探險所獲知是“最寶貴的貢獻”。
現在看來，在當時眾多的外國探險家中，俄國人的鼻子最靈敏。有資料表明，在敦煌，當斯坦因用牛車把經卷搶回倫敦之前，俄國人奧勃魯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騙換了2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兩年。而對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個名叫波塔寧的俄國人，他甚至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前，就從當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遺址，知道在那兒“撥開沙土，可以找到銀質的東西”。據科茲洛夫回憶，他並非第一個覬覦黑水城的外國人，在他之前已有人多次跋涉前往，隻是都未能如願以償。因為當地蒙古族人不僅沒有告訴他們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們引向了與黑水城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年3月，科茲洛夫一行抵達蒙古巴登劄薩克王爺駐錫地，即將進入荒漠。這一次，科茲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訓，努力與當地老百姓，特別是與清政府管轄這一地區的王爺搞好關係，對巴登紮薩克王爺和土爾扈特達希貝勒等盛情宴請，代為請封，並贈送了左輪手槍、步槍、留聲機等禮品，終於攻破了曾經守護了多年的防線，得到了王爺所遣的向導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們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斷呀，都幹了”。“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錄”。最後，他們將所獲的佛像、法器、書籍、簿冊、錢幣、首飾等裝了10個俄擔箱，共重約160公斤，通過蒙古郵驛，經庫倫（今烏蘭巴托）運往彼得堡。
客觀地講，科茲洛夫的首次盜掘所獲並不算豐富，對他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遺址，雖然當時他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盜掘物運抵彼得堡後，俄國地理學會很快就做出了鑒定反饋，因為其中有以西夏文這種早已消失、無人能識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寫的書籍和簿冊，引起了敏銳的俄國漢學家鄂登堡、伊凡閣等人的驚訝和重視。1908年12月，科茲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學會要求他放棄前往四川的計劃，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從事進一步發掘”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