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孟子之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劉向《戰國策書錄》）。弱肉強食，殺伐盈野，攻殺不斷，其結果是統治者大力延攬人才，積極追求稱霸圖王之路。
這其實已經說明，大一統且具有高度凝聚力、向心力的周王朝已經式微，諸侯所麵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義，推行王道，實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彼此生死存亡的爭鬥之中，如何保護自我，圖存發展。
那麼，基本上可以得出結論：孟子的王道思想即使再美輪美奐，但對人人自危的各國諸侯來說，他們最多隻會麵帶微笑地讚賞，或出於禮貌給以尊重，卻絕對不會有任何一人采納推行。
這不是孟子一個人的悲哀，而是一個時代的無奈。
但對學人來說，那又是怎樣一個享有獨立意識、可以自由思想的偉大時代！
中華文化史上那麼多哲學巨人集體出現在此時，用各自理論相互責難、駁詰，出現“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景，這本身就值得人永遠感懷。
社會動蕩不安，諸侯之間磨刀霍霍，這自然使得君王們為稱霸圖強而競相招賢納士，俯身智慧，禮遇文化，尊重士人，這種政治生態無疑給學人帶來了寬鬆的學術氛圍。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學人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也絕不依附於特定的權勢集團，而是抱著強烈的“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的自主意識自由發言。這自然造就了知識分子群體獨立的人格，也紛繁了頻繁遊走於各國士人階層的自由傲岸的身影。
稷下學宮，就是當時屹立在中華大地的最重要的學術重鎮。
齊威王為富國強兵，霸諸侯，王天下，建立稷下學宮，廣招天下文學遊說之士，如司馬遷所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稷下學宮的學人們享有極高的禮遇，生活待遇優渥，最重要的是可以不任職而論國事，不參政卻可問政，這就保證了學術相對於官場的自我獨立。
百花齊放，海闊天空！
稷下學宮的全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因而，這裏自然成為當時中國等級最高的文化交流場所，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重要淵藪。
正是這種文化的感召，與儒家生命本體中“經世致用”的強烈社會責任感促使，公元前三四七年，在鄒國授徒多年、已屆不惑的孟子走出了家門，朝著東方那個人文炳煥的著名學宮緩步而去。
自此，他走上了趙岐《孟子題辭》中所說的“遂以儒道遊於諸侯”之路。
這是條風霜彌漫、雨雪交加的路。
五。
從公元前三四七年到公元前三二三年，除了中間三年歸鄒葬母守喪外，二十四年的漫長生涯裏，孟子就一直待在齊國稷下學宮。
無疑，齊威王是孟子的第一個來自統治階層的聆聽者。
齊威王饒有興趣地問，春秋五霸應該是仁君吧？孟子的回答有些掃興：五霸何能稱聖君？不過假仁義以謀利而已。然久借不還，焉知其不弄假成真，據為己有呢？故五霸亦有仁義之舉，亦行仁義之政，但不同於堯舜，非聖君也。
他進一步指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未之不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他說得很多。
仔細聽聽，他的道理還是孔子的老道理，但看待問題的角度已經迥然不同。孔子講仁，培養的是高踞於一般民眾之上的君子人格，帶著濃鬱的貴族色彩。孟子講仁，注重的是民眾利益，輕視君權，具有明顯的平民色澤。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切思想與主張的出發點。
他提出王者禦民，是出於其“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王政。一切政治經濟製度皆為民設，君亦為民設，君王的存在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得乎丘民”。
他關於仁政思想的每一條主張，無不述之合情，言之成理，但卻終未改變齊威王。這個抄襲楚莊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故事的齊國君主，晝思夜慕的不是如何施行仁政，而是怎樣才能迅速崛起，稱霸諸侯。
那麼，尷尬隻能留給這位擔任稷下客卿的孟子。
此時，再去打量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曆史，便會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稷下學宮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伴隨田齊政權的強弱而興衰。稷下學宮的興辦，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包括為王國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出謀劃策。
當這一切實際需求得不到時，學人的學術主張不能和王國的政治方向合拍，那麼，學人便成了政治擺設，徒具裝飾作用。
公元前三二三年，孟子終於知道齊威王不能用己道，施仁政，此時聽說宋國將行王政，於是，謝絕了齊威王贈送的百鎰黃金，離開臨淄，懷揣新的理想，開始了他的宋國之旅。
前方等待他的，又將會是什麼呢？
六。
一切像極了一百多年前的那支遊學隊伍。
同樣抱著一顆吾道必行的火熱之心，同樣懷著匡世救民的大願，跋山涉水，櫛風沐雨，一直奔波在路上，永無安身棲居的終點。
那時，是孔子帶著顏淵、子路們跋涉在行仁布德的崎嶇路上。這次，是孟子帶著萬章、彭更們遊走在推行王政的坎坷路上。
隻是，打頭兒的老師年齡更老，對世界打量的目光更峻厲，麵對諸侯的態度更強硬。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這是孟子麵向學生高舉的出行綱領，也是他的政治宣言。
由於卓著的學術影響力和個人感召力，所到之處，迎接他的幾乎都是笑容、款待和重金饋贈，同時，他麵對的也似乎永遠是一麵或委婉拒絕或冰冷高矗的牆。
在宋國，甚至和宋王偃麵都還沒見，隻與宋大夫戴盈之的一場會談，就已宣告了孟子仁政思想在宋國不得行的命運。
接下來是鄒穆公請孟子回到故國，那就回去吧。
鄒魯戰爭中鄒國官吏戰死多人，但民眾視而不見，見死不救，這讓鄒穆公很是惱火，他對孟子說：“誅之，則不可勝誅。”此時，孟子又不合時宜地批評道：大王倉廩中堆滿了五穀，府庫中盛滿了珠寶，百姓卻上不能養父母，下不能蓄妻子。每當荒年饑歲，老弱者棄屍於溝壑，青壯年拋妻別子，背井離鄉，逃荒謀生，而達官貴人們卻花天酒地，揮金如土。他們為何不向大王報告災情與民之饑困，以便開倉賑民，救民出水火呢？此就是強君害民。百姓飽受官吏之苦，如今有了報複之機，豈能夠舍身相救？
鄒國當然不需要這樣的批評者，孟子也更不願留在這樣的國度。
於是他折身奔魯。
魯平公對孟子心懷思盼，聽到孟子來魯，欲前往拜訪，此時小人臧倉進獻讒言，於是魯平公不見孟子。
公元前三二二年，孟子帶領弟子來到滕國。出於心中久有的敬重，滕文公將孟子師徒“館於上宮”，但也僅是與孟子口頭上侃侃而談仁政而已，並沒有要推行的意思。
這裏依然不是王政思想根植的土壤。公元前三二〇年，孟子離滕到魏。
剛一見麵，梁惠王張口就是：“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愈老愈硬的孟子毫不客氣，厲聲指責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與梁惠王多次談論中，孟子為魏國開出“仁者無敵”的治國良方，但翌年，梁惠王即死去，代之的是他更不成器的兒子梁襄王。
隻見了梁襄王一麵，孟子出來後就輕蔑地說：“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於是決計離魏而去。
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天下之大，究竟何處是我家？
七。
從齊國出走四年後，他再次聽到來自齊國的召喚。
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大師……呼喚聲聲，聲聲入耳。
就像一個一氣之下憤而離婚的女子，當她獨守閨怨，以棄婦身份與更多不堪的垃圾男人見過，並冷靜思考之後，會漸漸想起起初的那個男人的種種好來，於是就有了複婚的念頭。
這當然是個拙劣的比喻。公元前三一九年，齊宣王即位，執政後他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振興弛廢已久的稷下學宮，禮聘天下學士。一時間，八方輻輳，應者雲集，從各國而來的學者千數百人，盛極一時。
孟子拖著疲憊的身軀，再次回到闊別已久的臨淄。這次，齊宣王給予了孟子前所未有的禮遇，任命他為無職事也無言責的卿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