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等一下。”訓導主任說。
我看到車的四周圍了很多我們學校認識不認識的學生，然後從遠處，我們班主任老曹馱著她那胖大的身軀跑過來。
“坐前邊兒。”訓導主任示意老曹坐到副駕駛去，因為後麵已經很擠了。
“老師，讓我們也上去吧！”幾個我認識的同學在車外起哄。
“去去去去去，滾蛋！開車。”訓導主任一聲令下，開往幸福的鬆花江汽車啟動了。
後來我被那幾個人送進了校醫室，我爸和我哥也來了學校。我記得那天校醫室裏裏外外圍了好多人，我爸、我哥、老曹、訓導主任、校醫、班長、林可、“公鴨嗓兒”，還有一個外號叫胡子的同學。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的存在，我第一次感覺到真正被他們關心，我第一次感覺到病號的待遇是如此奢侈。老師讓我休息幾天再上課，林可給我從學校的小賣部買汽水，校醫又給我做包紮。其實我除了渾身都疼之外沒什麼大事兒，沒骨折也沒內傷，但是我不能裝作我很健康茁壯。因為那樣的話，我回家必定還得挨頓打。因為我和我哥隻要在外麵出點事兒，哪怕是我見義勇為智擒歹徒受了傷，我爸都是不管誰對誰錯，不管青紅皂白的先打一頓再說。因為這是讓我們記住：不許惹禍！
那次打架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明顯處在下風，是我唯一一次被別人打，也是我唯一一次被KO。從那之後雖然我的年少時代依然一路刀光劍影，但是我所向披靡。從那之後雖然我的年少時代依然一路暗無天日，但是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兒，她是我的真正初戀，也是我在那個時代裏看到的唯一一抹曙光。
我清楚地記得認識李紅顏是98年的夏天，就是我被打後一個月左右的時候。那會兒正是98洪水最凶猛的時候，所有的媒體所報道的事情隻有這一件。我們的地理老師天天拿這事兒當教材給我們講課，我覺得災難在他眼裏變成了一塊可以現烤現賣的麵包。而我卻每天為電視裏那些戰鬥在抗洪一線的解放軍戰士默默流淚，這才是真正讓我感動的畫麵。我覺得那些解放軍他們歲數和我差不多，但他們卻在為了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拚命，而我卻在上個月為了一點兒小事兒跟別的學校學生拚命，想到這兒，我覺得自己真寒磣，真是有勁兒沒處使！
一天放學後，我背著書包走到教學樓下時，看到很多老師圍著一個紅色捐款箱捐款，學校負責黨務工作的老師在捐款箱前有說有笑地對其他老師說著什麼。我從兜裏摸出3塊錢，也正想給災區獻一份愛心的時候，一個“公鴨嗓兒”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
“越辰。”
我回過頭，看見一個校服很髒的男生，拎著書包耷拉在地上蹭著向我走來。他叫陳童生，他說他的名字是他姥姥給起的，因為他生在六一兒童節，所以就叫童生。因為他的名字我們經常擦他，“你不叫陳童生麼？陳童是你媽還是你爸？”然後他麵紅耳赤地大聲叫罵，我們也笑成一團。從他這件事兒我當時就明白了一個道理，由於家長的一時不慎給孩子起了一個缺心眼兒的名字，那麼給他帶來的有意無意的傷害將是終身的。
陳童生是我們班的，學習比我還次，在我們班都倒數了。其實我知道從他心裏是看不起我的，因為我那時候在班裏是蔫壞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悶騷”。我們這種人就是“小事兒看著，大事兒跑”，而陳童生是明著鬧那種，你在校內校外總能看到他四處惹禍的身影。那次我和“紅衣校”的男生打架的時候，過來拉架的那個“公鴨嗓兒”就是他，我知道他肯定拉偏架來著。因為我和他關係一般，如果那時候他拉偏架，目的無非有兩個，第一就是想找個機會出手打人爽爽，他假裝勸架然後偷著踹別人幾腳也沒人知道，反正亂成一團了。第二就是想在別人麵前，更確切的說是在我麵前體現自己的仗義，該出手時就出手。後來我也問過他為什麼那麼及時就出現了，他說電影散場後，他沒隨大部隊出來，而是躲進電影院的廁所抽煙去了，出來晚了正巧看見我被別人打，所以想都沒想就衝將過去。
“嘛去？”他問我。
“回家啊！”
“玩會兒去。”
“哪兒啊？”
“遊戲廳。”他用手指了一個方向對我說。
“我沒帶錢。”
“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