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化時代結束以及大量民族國家獨立的早期階段，全球化的格局曾是一個“發達國家推動、民族國家參與”的進程。但是在20世紀中期以後，這個格局被徹底打破了。首先，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明顯地從以貨幣及金融資本為主轉向以資訊傳播為主，主導世界的力量取決於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能力。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新資本時代”或者“新知本時代”，眾多民族國家的知識能力難以跨越數字鴻溝。其次，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參與越發顯得被動，對於發達國家輸出的知識資本越來越依賴，付出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新殖民主義時代悄然來臨。這是因為知識資本的擴張速度、滲透及增值能力大大超越了貨幣資本。以兩種資本並行的全球擴張，給被動參與全球化過程的民族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危害。
（二）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文化命運
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文化利益的損失不僅體現在物化層麵，更體現在政治和精神層麵。在舊殖民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直接掠奪民族國家的文化遺產。如今，他們更多的是要贏取意識形態利益以及精神信仰、哲學體係、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感和民族性格等精神特質，也就是對文化認同的剝奪。如果假設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挑戰麵前有可能逐漸衰敗，那麼這種衰敗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國家和民族價值觀在競爭中的失利。民族國家是否能擺脫這種衰敗的命運基本上取決於三個方麵：①國際主權原則的變化，國家權力在傳統意義上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②國家在政策製定與執行的關鍵領域中的自主性問題，是國家決定還是其他主體決策；③國家作為民族身份的表現形式問題，即民族主義是否仍然有效。國家主權所受到的挑戰與民族主義是否能夠獨立表達有著直接的關聯，這恰恰取決於民族價值觀的競爭能力。
民族國家消亡的條件遠未成熟，但是全球化卻對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帶來了挑戰，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必須承擔“認同”損失的風險。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ern）從規範上把合法性視為政治係統的散布性支持，包括意識形態、結構和個人三個方麵。在發達的傳播係統的支持下，一些強勢文化對其他民族國家內在的意識形態帶來衝擊，直接或者間接地在不同層麵上改變了民族國家人民的價值認同，意識形態的混亂或者結構性的改變直接導致國家政治權威的喪失，造成民眾對於國家的認同危機。按照伊斯頓的觀點，“結構”意味著“通過一定的政治製度和規範，政治係統的掌權者即可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結構能夠賦予其執政者合法的地位”。全球化時代大量出現的經濟或者政治的跨國界組織將那種超國家意誌強加給成員方，這是民族國家主權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對國家合法性結構基礎的威脅。麥克格裏和海爾德（Held）在1993年為《政府與反對派》雜誌合寫的一篇文章中詳細分析了國家目前的這種處境，認為一方麵國際的、地區的、全球的權力結構限定了國家的實際行動，這些權力結構包括國際規製和組織，世界經濟日益居於主導地位的邏輯，國際法的約束以及民族國家安全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麵，民族國家，特別是被削弱的國家無法控製亞民族力量和行為者。這種認識被英國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形象地稱為國家權力向上、向下的轉移。從個人的角度看，全球化時代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導致人員的跨國界流動性增加，從而對單一政治體係內公民的相互認同、相互依賴產生影響。這種公民認同的削弱也直接對民族認同產生影響，從而造成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困境。因此這也是許多學者都試圖論證國家權力受限製以及地位下降的原因。但是全球化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統一”與“多元”並存。除了經濟全球化之外，還沒有出現政治的、道德的，或者事實上的文化全球化。後三者依然以多元的形式存在於國際社會中。對於眾多發展中的民族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改變全球化非均衡發展的契機。
在殖民化時代結束以及大量民族國家獨立的早期階段，全球化的格局曾是一個“發達國家推動、民族國家參與”的進程。但是在20世紀中期以後，這個格局被徹底打破了。首先，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明顯地從以貨幣及金融資本為主轉向以資訊傳播為主，主導世界的力量取決於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能力。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新資本時代”或者“新知本時代”，眾多民族國家的知識能力難以跨越數字鴻溝。其次，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參與越發顯得被動，對於發達國家輸出的知識資本越來越依賴，付出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新殖民主義時代悄然來臨。這是因為知識資本的擴張速度、滲透及增值能力大大超越了貨幣資本。以兩種資本並行的全球擴張，給被動參與全球化過程的民族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危害。
（二）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文化命運
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文化利益的損失不僅體現在物化層麵，更體現在政治和精神層麵。在舊殖民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直接掠奪民族國家的文化遺產。如今，他們更多的是要贏取意識形態利益以及精神信仰、哲學體係、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感和民族性格等精神特質，也就是對文化認同的剝奪。如果假設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挑戰麵前有可能逐漸衰敗，那麼這種衰敗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國家和民族價值觀在競爭中的失利。民族國家是否能擺脫這種衰敗的命運基本上取決於三個方麵：①國際主權原則的變化，國家權力在傳統意義上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②國家在政策製定與執行的關鍵領域中的自主性問題，是國家決定還是其他主體決策；③國家作為民族身份的表現形式問題，即民族主義是否仍然有效。國家主權所受到的挑戰與民族主義是否能夠獨立表達有著直接的關聯，這恰恰取決於民族價值觀的競爭能力。
民族國家消亡的條件遠未成熟，但是全球化卻對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帶來了挑戰，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必須承擔“認同”損失的風險。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ern）從規範上把合法性視為政治係統的散布性支持，包括意識形態、結構和個人三個方麵。在發達的傳播係統的支持下，一些強勢文化對其他民族國家內在的意識形態帶來衝擊，直接或者間接地在不同層麵上改變了民族國家人民的價值認同，意識形態的混亂或者結構性的改變直接導致國家政治權威的喪失，造成民眾對於國家的認同危機。按照伊斯頓的觀點，“結構”意味著“通過一定的政治製度和規範，政治係統的掌權者即可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亦即合法的結構能夠賦予其執政者合法的地位”。全球化時代大量出現的經濟或者政治的跨國界組織將那種超國家意誌強加給成員方，這是民族國家主權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對國家合法性結構基礎的威脅。麥克格裏和海爾德（Held）在1993年為《政府與反對派》雜誌合寫的一篇文章中詳細分析了國家目前的這種處境，認為一方麵國際的、地區的、全球的權力結構限定了國家的實際行動，這些權力結構包括國際規製和組織，世界經濟日益居於主導地位的邏輯，國際法的約束以及民族國家安全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麵，民族國家，特別是被削弱的國家無法控製亞民族力量和行為者。這種認識被英國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形象地稱為國家權力向上、向下的轉移。從個人的角度看，全球化時代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導致人員的跨國界流動性增加，從而對單一政治體係內公民的相互認同、相互依賴產生影響。這種公民認同的削弱也直接對民族認同產生影響，從而造成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困境。因此這也是許多學者都試圖論證國家權力受限製以及地位下降的原因。但是全球化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統一”與“多元”並存。除了經濟全球化之外，還沒有出現政治的、道德的，或者事實上的文化全球化。後三者依然以多元的形式存在於國際社會中。對於眾多發展中的民族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改變全球化非均衡發展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