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問題，在閱讀小說之前，我們當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過我們的經驗。既然是社會題材，它的答案應該是社會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記者的時候，對社會邊緣人物的描寫與同情：他們因為邊緣殺人，因為被棄，因為受到侮辱，因為種族衝突，因為性別歧視，甚或因為階級衝突。總之，因為各種各樣的絕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中的主人公那樣，因為某種隱秘的、無法描述的、沒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關女人。隻是較之上一部小說，《溫柔之歌》顯然更加平庸和日常。保羅夫婦固然不是路易絲這樣的社會底層，卻連中產都算不上，雖然住在還算體麵的街區裏，其實隻是大樓裏“最小的一個戶型”。米莉亞姆的工資也和需要付給保姆的工資相差不了多少。而且，和世界每一個進入現代社會的角落裏的平常人一樣，“如果她（米莉亞姆）重新開始工作，他們的收入將是最為不利的那個層次：在緊急情況下不能求助於政府救濟，因為收入超過了規定；而請個保姆又似乎捉襟見肘，這就讓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犧牲變得不值”。也就是說，雇主和雇工之間沒有明顯的主流與邊緣、第一性與第二性、主觀上的侮辱與被侮辱的關係。甚或這裏麵連個愛情故事都沒有，保姆和雇主之間也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或者感情糾紛。
那麼路易絲為什麼要殺人呢？因為內心的邪惡嗎？隨著情節的推進，似乎有一些表征。看顧孩子的時候，路易絲喜歡講的故事很特別，有些殘忍，因為在她的故事裏，主人公從來都是可憐人，也從來沒有獲得過我們習慣的童話故事裏所期許的幸福結局。作者不知道，敘事者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殘忍的故事都從哪裏來的，唯一的解釋是路易絲的心底有一片“黑暗的湖”抑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不僅年幼的米拉為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們又如何能夠否認，我們心底裏都有這麼一片“黑暗的湖”呢？幾乎是與生俱來。況且在路易絲的身上，她表現出來的人性黑暗不過是一閃而過。路易絲加入到保羅和米莉亞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開始時，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令人欣喜的改變，他們對她也充滿感激。他們用自己認為妥當的方式表達對她的感激之情：給她買小東西，設家庭晚宴的時候邀她入座，向朋友們介紹她，就像介紹自己一個熟悉的朋友，他們甚至帶她去希臘度假，去看平生從未見過的美景。
事情或許就是從去希臘度假開始的？她隱約發現了生活還可能是別的樣子，而不是她逆來順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墜入蘭波所謂的“生活在別處”的陷阱是多麼危險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樣幻滅，知道自己的生活永遠沒有轉向另一種可能的機會。路易絲之所以能夠平安地度過大半生的時間，隻是因為她不像愛瑪·包法利夫人那樣，讀過夏多布裏昂的《基督教真諦》，或者去過昂代維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過希臘了——培育過不屬於自己的欲望。於是，保姆路易絲自己都不知道，從希臘度假回來，回到自己狹窄的單間公寓裏，暗暗期待著保羅夫婦求助於她時，她已經將附著於這個家庭當成自己實現價值、改變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對於這個問題，在閱讀小說之前，我們當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過我們的經驗。既然是社會題材，它的答案應該是社會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記者的時候，對社會邊緣人物的描寫與同情：他們因為邊緣殺人，因為被棄，因為受到侮辱，因為種族衝突，因為性別歧視，甚或因為階級衝突。總之，因為各種各樣的絕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中的主人公那樣，因為某種隱秘的、無法描述的、沒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關女人。隻是較之上一部小說，《溫柔之歌》顯然更加平庸和日常。保羅夫婦固然不是路易絲這樣的社會底層，卻連中產都算不上，雖然住在還算體麵的街區裏，其實隻是大樓裏“最小的一個戶型”。米莉亞姆的工資也和需要付給保姆的工資相差不了多少。而且，和世界每一個進入現代社會的角落裏的平常人一樣，“如果她（米莉亞姆）重新開始工作，他們的收入將是最為不利的那個層次：在緊急情況下不能求助於政府救濟，因為收入超過了規定；而請個保姆又似乎捉襟見肘，這就讓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犧牲變得不值”。也就是說，雇主和雇工之間沒有明顯的主流與邊緣、第一性與第二性、主觀上的侮辱與被侮辱的關係。甚或這裏麵連個愛情故事都沒有，保姆和雇主之間也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或者感情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