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0年七月我到廣州中山大學講話，跟著在該市的白天鵝賓館住了兩個晚上。大連王玉霞要趕來傾談一下，當然歡迎，跟著她又說一位在長沙某校教經濟的也要來，也歡迎。那是朱錫慶。加上今天在佛山的李俊慧，我們傾談了一整晚。
過了幾天我在香港某酒店的大廳參加了一個有幾位講者的關於文化的講座。我曆來不喜歡參與講座，講完自己的時間就離場。一位中年男子在場內跟出來，很有禮貌地介紹自己。是劉曉明，長沙的一位副市長，負責那裏的經濟，問我可否做他們的顧問。我響應說自己退了休，不想做有大責任的事。他跟著問可否介紹一位我的學生。我想了好一陣，說：“幾天前的晚上我跟一位在你們長沙教經濟的青年談了一晚，他比我最近十年在港大教過的學生都要好，你可以考慮用這個人。”
我的太太在旁，剛好有朱錫慶的電話號碼，給了劉市長。市長當晚就約見錫慶了。我不知道跟著幾年長沙的經濟戲劇性地起飛與這件瑣事有多少關聯，但應該是長沙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小故事。類似的小故事在神州大地不少吧。一個麵積那麼大、人口那麼多的國家，從無到有發展得那麼神奇，不可能沒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老是喜歡把溫馨的記住，把有反感的忘記，所以能活到今天。
不久前錫慶給我一疊文稿，說要出文章結集，請我寫序。結集名為《知識筆記》。我翻閱了一陣，對自己說：是經濟解釋。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屬隨筆或小品。純為滿足作者自己的好奇心而動筆的文字，在刊物市場不多見。寫這類文章要有自己的興趣，希望這裏那裏有三幾個知音人。沒有什麼金錢回報，在職業上不會因而升職。然而，這類文章寫得多了，熟能生巧，寫得深入一點，發揮得較為嚴謹、詳盡，有機會成為一個思想家，時來運到可以寫出一家之言。這比昔日伯牙與子期的故事要熱鬧一點，好玩一點。
同學們要多嚐試寫這類文章，雖然在大學教經濟憑這類文章升職可以免問。今天免問，但十九世紀經濟學在英國發展起飛時，這類文章受到密爾、馬歇爾等大師重視。那是在數學微積分引進之前的事了。
同學們不妨細讀拙作《佃農理論》的第三章，追溯該題材的思想史，會知道在數學引進之前的想法錯得比較少，在觀察上是遠為豐富的。
我要說明，雖然錫慶在文章內幾次提到我的影響，但他寫經濟解釋起自認識我之前。我給他的唯一“指導”，是他當時的文字難讀，他後來很快就改進了。
寫經濟解釋，要寫得好，有三關要過。第一關是瑣碎的現象或觀察要知得很多，尤其是街頭巷尾的觀察。政府或機構發表的數據沒有多大用處，且往往誤導。多而瑣碎的觀察也可能錯，但日積月累地修正會變得可靠。學院派的學術文章通常不接受這種個人的隨意觀察，反而接受那些不知何處弄來的機構數據。我認為這是今天的經濟學報文章一般缺乏普通常識的原因。
如下的故事可教吧。一九七三年我發表《蜜蜂的神話》，其中所有數據是自己到農場調查所得。要發表該文的學報的主編是科斯，他要求我提供數據的來源。但我有的隻是個人的筆記，怎可以被行內接受呢？科斯當然相信我，知道我對真理曆來執著，但怎可以違反要有刊物數據的行規？後來該文被行家們認為是實證研究的經典（科斯說實證研究無出其右），它的第一個腳注可能有點說服力。我是這樣寫的：
“事實像玉一樣，得之不僅成本高昂，且往往難以鑒證。我因而非常感激如下的養蜂者及農民。他們提供了寶貴的數據，其中幾位把他們的賬簿及合約給我參考。科斯提供調查蜜蜂的靈感，巴澤爾在旁監視著我調查得透徹，唐小姐是助理。這調查得到國家科學基金的資助，是為研究一般合約而用的。”
嚴謹得有點發神經，但可能因為這樣，後來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我完全沒有引經據典行家們也接受。是的，到那時，我對機構發表的數據一般有保留，相信自己的眼睛，認為不相信我說的你最好不讀。我的眼睛不一定對，但看錯了的可以改。問題是機構發表的數據我們不易考查其真實性，或究竟代表著的是些什麼，而靠發表學報文章為生計的人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歪曲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