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論述如何依據敵我雙方軍事實力的強弱，靈活運用攻守兩種不同的形式，以達到在戰爭中保全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孫子清醒地認識到敵我力量對比對於戰爭勝負的決定性意義，主張在軍隊作戰中努力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強調要尋求敵人的可乘之機，以壓倒性的優勢，予敵以致命的打擊。這就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作戰指導原則。為了在戰爭中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孫子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對策：第一，“修道而保法”，從政治上加以保證。第二，認真對敵我雙方的實力進行綜合對比，在此基礎上預測戰爭的勝負。“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第三，依據戰場態勢的變化，采取恰當的攻守策略。“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孫子強調，在“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方針的指導下，就可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實現“自保而全勝”的戰略意圖。
不管《三國演義》、《說嶽全傳》等古典小說把“錦囊妙計”吹噓得如何神乎其神，也不管《三十六計》等坊間兵書把“騙人招數”渲染得怎樣煞有介事，戰爭歸根結底還是拚實力。這就是說，軍事實力是軍隊綜合戰鬥力的具體表現，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在軍事鬥爭中，奇謀妙計固然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從根本上講，強大的軍事實力才是真正決定戰爭勝敗的天平上的砝碼。因為不僅“伐兵”、“攻城”離不開一定的軍事實力的巧妙運用，就是“伐謀”、“伐交”也必須要以雄厚的軍事實力為後盾。孫子對這一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用專門的篇章加以深入詳盡的探討，這反映了其軍事思想注重實際、尊重客觀的科學理性精神。
縱觀古往今來的戰爭曆史，無一不是力量強大的一方戰勝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來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後戰勝力量強大的一方，也是由於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逐漸完成優劣強弱態勢的轉換，使得自己的力量最後從總體上超過了最初力量強大的一方而實現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這實實在在是不以人們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戰爭一般規律。杜甫詩雲：“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論諸葛亮怎樣足智多謀，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熬白了頭發，累酸了腰腿，“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頭來依然是僻處西南一隅、“出師未捷身先死”，就是因為蜀漢與曹魏實力之比，實在太過於懸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有克”的命運乃是注定了的，後人除了替他一掬同情的眼淚，“長使英雄淚滿襟”，還真的不能多說些什麼。隋王朝一舉滅亡南朝陳國，完成統一南北的大業，人心向往統一、戰略決策高明、作戰指揮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在於隋王朝包括軍事在內的綜合實力，較之於陳後主方麵，好比是“以鎰稱銖”，占有壓倒性的優勢。
本篇全麵係統地論述了軍事實力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軍事實力運用的原則和實力建設的方法、途徑諸問題。具體地說，“先為不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是實力政策；“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即“強攻弱守”是對實力的戰略運用；“修道而保法”是發展軍事實力的基本原則；而“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勝於易勝”則是實現實力政策所要達到的上乘境界。孫子認為，戰爭指導者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物質條件的優劣，軍事實力的強弱，靈活采取攻守兩種不同形式，“以鎰稱銖”，“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以達到在戰爭中保全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
既然敵我力量對比對戰爭勝負結果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孫子便提出了在軍隊作戰中要努力確保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先為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做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在此基礎上，則要積極尋求和利用敵人的可乘之機，即所謂“以待敵之可勝”、“不失敵之敗也”，一旦時機成熟，便果斷采取行動，乘隙蹈虛，以壓倒的優勢，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故勝兵若以鎰稱銖”，“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認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能為勝敗之政”，成為戰爭勝負的主宰。應該說，這一作戰指導思想是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
認識軍事實力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並不等於順理成章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實力，更不意味著能淋漓盡致地運用和發揮自己的實力，在戰場交鋒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克。用孫子的話說，便是“不能使敵之可勝”，“勝可知而不可為”。孫子之所以高明，見識遠勝於其他軍事家，乃在於他在宏觀上認識戰爭中軍事實力的地位作用的基礎上，又係統地論述了運用軍事實力的原則和建設實力的方法、途徑等問題，從而使自己以實力製勝的理論體係完備、邏輯嚴謹，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深刻的啟示性。
如何在戰爭中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孫子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對策。要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修道而保法”，從政治上加以具體保證。所謂“道”，就是清明的政治，和諧的秩序，調動起廣大民眾和參戰士兵的積極性，即《計篇》中所提到的“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從而造就同仇敵愾，舉國一致，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理想政治局麵。所謂“法”，就是嚴格的製度、正確的法紀。表現為：賞罰公正嚴明，上下井然有序，士卒訓練有素，用人唯才是舉，辦事有章可循。由此可見，“修道而保法”的核心便是修明政治，嚴肅法製，提高軍隊的凝聚力，鼓舞民眾的士氣，為奪取戰爭主動權創造必要的條件。很難設想，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如果離心離德、一盤散沙，還能算是有實力、有前途。指望它們打勝仗不啻是刻舟求劍、緣木求魚，肯定會讓人失望。
第二，對敵我雙方的實力進行認真的綜合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預見勝負，指導戰爭。預知勝負，是高明軍事家指導戰爭的必有之義。孫子十分重視這一問題，在《計篇》中即開宗明義加以深刻的闡述。本篇的主旨是探討軍事實力地位作用以及運用原則，因此同樣要把衡量軍事實力列為重要的環節。孫子在這裏提出了綜合對比衡量雙方軍事實力的具體標準，這就是“度”、“量”、“數”、“稱”、“勝”。即從雙方的所處地域位置、地幅麵積大小、物質資源豐瘠、兵員多寡等客觀情況，來比較分析雙方軍事實力強弱關係，並進而預見戰爭勝負趨勢。按孫子的理解，實力上占有絕對優勢的一方，是可以所向無敵、橫掃一切的：“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孫子認為這種“度、量、數、稱、勝”五個方麵依次相生、層層遞進，鏈條式的因果關係，具有法則的性質。所以要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就必須使自己的主觀願望符合這種客觀的規則，緊緊圍繞這個因果關係來從事自己的軍事實力建設。
第三，根據戰場情勢的變化，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主動靈活地打擊敵人，順利實現敵我軍事實力對比的轉化。一般地說，受種種主客觀條件的製約，在臨戰之前，雙方的力量對比盡管有強弱之別，但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作為戰爭指導者，要善於根據戰場情勢，發揮主觀能動性，采取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使己方的軍事實力得以充分的施展，已有優勢則進一步加強之，若處劣勢則設法改變擺脫之，處處高敵一籌，穩操勝券。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采取適當的作戰樣式，仍是一大關鍵。通常的作戰樣式不外乎攻與守兩種，兩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一般地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高明的軍事家應該按照“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作戰規律，從自己的軍事實力條件出發，靈活主動地實施進攻或進行防禦。若是實施防禦，要善於隱蔽自己的兵力，“藏於九地之下”，令敵無法可施；一旦展開進攻，則要做到“動於九天之上”，使敵猝不及防。總之，隻有在攻守問題上真正做到因敵變化，隨機處置，才算是完全掌握了靈活機動的指揮藝術之精髓。這時候無論是實施進攻，還是進行防禦，都可以得心應手，從容自如，無往而不勝，“故能自保而全勝”。孫子認為，這乃是正確運用軍事實力的重要途徑，能夠進入用兵的理想境界：“戰勝不忒”、“所措必勝”。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千多年之後，西方近代軍事學鼻祖，普魯士人克勞塞維茨在其名著《戰爭論》一書中，也曾對攻守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探討，並且得出了和孫子一樣的結論。他說：“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軍隊，進行防禦就比進攻容易。”防禦這種作戰形式，就其本身來說，比進攻的作戰形式要顯得優越。這是因為防禦者可以得到的“待敵之利和地形之利”，“不僅僅是指進攻者在前進時所遇到的種種障礙（如陡峭的山穀、高山峻嶺、兩岸泥濘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們隱蔽的配合軍隊行動的地形”。因此，在“力量弱小”之時就不得不采用防禦的作戰樣式，“一旦力量強大到足以達到積極的目的時，就應該立即放棄它……所以以防禦開始而以進攻結束，是戰爭的自然進程”。克勞塞維茨說得自然不錯，他在西方軍事學界的確不是浪得虛名，可惜他的這番見解要比孫子的攻守思想晚了兩千多年。
孫子重視軍事實力，把實力看做運計設謀的前提和基礎，這是很了不起的認識。可惜的是，後世那些兵學理論家，大多眼光不及孫子，觀察事物、考慮問題往往是單向思維，隻見其一，不見其二，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總是人為地割裂孫子思想的內在邏輯體係，忘記或忽視了注重謀略與發展實力在孫子那裏乃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麵，是辯證的統一。他們隻傾心於用計謀、施損招，而沒有充分認識到實力是計謀之“體”，計謀是實力之“用”，體用和諧，方能克敵製勝，而且流露輕視實力建設的傾向，什麼“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貴謀而賤戰”的種種高論大行其是，甚囂塵上，一手硬，一手軟，光講謀略而忽視實力建設（至少是不夠充分），這無疑是中國傳統軍事文化中存在的一個很大弊端。
應該說，後世重謀輕力軍事文化價值取向的滋生和風行，是中國兵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的悲哀，是對孫子軍事思想基本精神的一種曲解，屬於歪嘴和尚念經，把經給念歪了。更嚴重的是，這客觀上也讓人們對《孫子兵法》產生誤解，降低了（甚至毀壞了）中國軍事文化的聲譽。這麼說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等同化。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就是一回事。什麼“借刀殺人”、“指桑罵槐”、“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美人計”、“走為上”之類，一鍋煮，統統劃歸到《孫子兵法》的名下。前些時候，有人拍電視劇，題目便叫《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中央電視台也不問虛實，二話不說便拿到頻道上播。可見大家都把兩本書攪和在一起了。這一方麵說明《孫子兵法》的確有巨大的名氣，家喻戶曉；另一方麵也表明人們對《孫子兵法》的理解還是很粗淺、很模糊的，往往從陰謀詭計、詭詐欺騙的層麵來詮釋孫子博大精深的軍事思想，似乎《孫子兵法》隻不過是小人的伎倆，而非君子的哲學，這顯然是偏頗的看法，也使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檔次大大降低，好像咱們中國人隻會搞一些玩權術、施詭計的東西，《孫子兵法》就如同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學”一樣，是泯滅是非的界限，教壞人們的心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