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無疑是一種美好的事物，是值得鍥而不舍追求的理想目標。然而，正因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所以要真正做到“計出萬全”實在太困難了，變得可遇而不可求。在很大程度上，它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不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在軍事實踐活動中，最值得注意、最應該避免的，是因追求萬全而優柔寡斷，以致錯失戰機。因為“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往往隻是一種虛幻性的設想，如果處處求全，事事求備，就會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結果顧此失彼，進退維穀，什麼都淺嚐輒止，蜻蜓點水，這叫做“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可見，真正的“萬全之策”是不存在的，戰前準備的充分隻是相對的，戰爭的進程是複雜多變的，戰爭的前景是充滿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對戰爭的預期隻有可能性、或然性而沒有肯定性、蓋然性。在任何情況下，軍事行動都帶有一定的冒險性，是賭博投機的行為，更何況你的對手並非泥塑木雕，也不會毫無作為，等在那裏被動挨打。所以正確的態度是，且把所謂的“萬全之策”暫時擱置在一邊，立足於以自己為主，排除各種幹擾，敢於冒一定的風險，敢於走“偏鋒”，發揮主觀能動性，在有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的前提下，及時采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並敵一向，千裏殺將”，重點突破，中心開花，從而以點帶麵，擴大戰果，控製全局，贏得勝利。
這方麵西晉時期大軍事家（也是大學問家）杜預的做法值得人們好好借鑒。當時晉武帝司馬炎計劃興師南下征伐東吳孫皓政權，實現國家統一大業。但由於考慮到東吳水師實力比較強大，且擁有長江天險之利，“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鬥牛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大舉南征並無萬全的把握，因此不免躊躇遲疑，不敢輕易下定決心。杜預對此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遂上書晉武帝，具體分析滅吳之戰的利弊得失，對萬全與風險之間的關係做出辯證深刻的判斷。他認為“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指南下滅吳）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即：風險值得去冒，滅吳之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應該盡快拍板，迅速展開。晉武帝聽取了杜預的建議，大軍齊發，直搗建康，很快完成了統一南北、平定天下的赫赫大業。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晉王朝一味追求萬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條件麵前畏首縮尾，自縛手腳，那麼其滅亡東吳統一全國的事業究竟要拖到哪一天才能夠得到實現？
北宋攻滅南唐統一江南地區同樣反映了趙匡胤等戰略決策者對待軍事上“萬全”與風險問題上的辯證態度。當時北宋對南唐雖然擁有相當大的政治、軍事優勢，但平心而論卻遠未達到“以碫擊卵”、“以鎰稱銖”的程度。南唐方麵兵力眾多，水師強大，總兵力達30餘萬人，而且還據有長江天險。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宋大軍渡江作戰並沒有十成的把握。更何況北宋王朝側後還存在著北漢勢力以及遼朝政權的嚴重威脅。然而，北宋君臣沒有因這些困難（也就是所謂的“不全”）而放棄席卷江南、統一南北的計劃，而是在經過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權衡整體形勢，把握戰機，適時發起攻擊南唐之役，並通過正確的運籌，在高明的作戰方針指導下，克服種種不利，長驅直入，縱橫馳騁，克敵製勝，最終一舉剪滅了南唐小朝廷。這裏，北宋軍隊取勝的前提，就在於其決策者跳出了“萬全之策”思維怪圈的束縛，於“不全”中求“全勝”，爐火純青地駕馭了用兵的藝術。
孫子認為要想順利實現“全勝”的目的，重要條件之一，在於將帥的素質和能力。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其德行操守的優劣、韜略智慧的長短、指揮藝術的高下，直接關係到軍隊的安危、戰爭的勝負。因為假如統軍之將猥瑣無能，“伐謀”、“伐交”固然無從談起，“伐兵”、“攻城”也將一事無成。所以孫子對將帥的作用和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把它看做保證“全勝”戰略目標實現的重要條件。指出將帥對於國家的關係，就好比輔木對於車轂一樣，強調如果將帥在指揮千軍萬馬時，能切實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力求以謀製敵，真正做到“兵不頓而利可全”，就一定能使軍隊保全、國家強盛。
將帥在實現“全勝”戰略的過程中地位既然如此重要，那麼協調處理好將帥與國君的關係，使之輔車相依、緊密合作也就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孫子認為，在將帥和君主這一對矛盾關係中，占矛盾主導方麵的是君主一方，所以要協調處理好君將關係，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將從中禦的問題。他指出君主過多地牽製將帥的行動必然會導致敗軍禍國的嚴重惡果，這種惡果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麵：第一，“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第二，“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第三，“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要力爭“全勝”，就必須克服這些弊端，而克服的途徑，在於君主能真正賦予將帥指揮戰爭的實權，使將帥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以追求“全勝”的理想結果。應該說，孫子這一立足於“全勝”戰略的重將任將思想是非常高明的，對後人也有啟迪。
2.“知彼知己”的“全勝”戰略認識論基礎
在本篇中，孫子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重要觀點。他認為要駕馭戰爭，爭取“全勝”的理想結果，就必須全麵了解和正確把握敵我雙方的情況，預知勝負，製定正確的戰略戰術方針，確保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不放過任何戰勝敵人的機會。
無論是“全勝不鬥”，還是“破中求全”，它的基礎都在能否做到“知彼知己”，戰爭指導者最大的愚蠢就是“情況不明決心大，計劃不周幹勁足”，這樣的決心越是大，這樣的幹勁越是足，帶來的災難便越是可怕，受到的損失便越是巨大，所以，孫子一再強調“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據此以力求“全勝”，爭取“戰勝”。這在《計篇》之中是著名的“五事七計”，而在本篇中則是所謂的“知勝有五”（爭取謀勝、全勝的五個條件）。它正是戰爭指導上爭取“全勝”的五個條件。既包含了對客觀軍事力量進行綜合分析的基本方麵，也體現了對主觀作戰指導能力的高度強調，全麵具體又深刻精邃，反映出孫子在預知勝負問題上的卓越識見。其中，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是前提；懂得根據兵力多少而采取合適的戰法，“識眾寡之用”是用兵的樞機；全軍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上下同欲”是政治保障；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以虞待不虞”是基礎；將帥智勇雙全、才華橫溢而做君主的不加牽製幹涉，“將能而君不禦”，是用兵成功的秘訣。五者互為條件、相互作用，構成了預知勝負、實現“全勝”的整體。那麼這仗不打便罷，一打必勝，就像孟子說的“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就像“人要吃飯”的道理一樣淺顯、通俗，也一樣的深刻、高明。的確，最偉大的哲理往往包含於最平凡、最簡單的事物之中，平實的語言才閃爍出真理的光輝。孫子這一“全勝”戰略的強大生命力，其實早已為無數次戰爭實踐所證明了。
這裏還是要列舉著名的“漢中對”作例子。楚漢戰爭爆發前夕，曾經落魄多年的韓信先生時來運轉，經蕭何的推薦，當上了漢軍大將。作為見麵之禮，他向漢王劉邦呈上一份“戰略谘詢報告”，即所謂的“漢中對”。在對策中，他全麵分析了楚漢雙方的戰略態勢，預測了雙方戰爭的基本走向。指出：項羽雖然“勇悍仁強”，不可一世，但他的“勇”，不過是沒有頭腦的匹夫之勇；他的“悍”，乃是蠻不講理、橫行霸道式的“悍”；他的“仁”，不過是婆婆媽媽的“婦人之仁”；他的“強”，也不過是“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的蠻橫強梁，“強梁者不得好死”。因此，項羽的強大僅僅是表麵現象，骨子裏虛弱得很，遲早要走向失敗。相反，對劉邦，韓信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在“漢中對”中，他積極為自己的主子打氣。指出隻要劉邦能反項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雄豪傑，舍得花大本錢調動手下文武官員的積極性，好好利用漢軍將士渴望東歸老家的心理，並憑借日前在關中“約法三章”所帶來的民眾好感優勢，就可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舉平定關中，逐鹿中原，得誌天下。
這是一個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礎上完整成熟的戰略方案，無怪劉邦聽了之後茅塞頓開，兩眼冒光，連聲叫好。事情的發展也證明了韓信戰略眼光的遠大和高明：漢軍果然迅速占領三秦地區，進而揮師東向，與西楚霸王項羽爭奪天下，經過前後四年的浴血奮戰，終於逼得這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大英雄灑淚別姬，自刎於烏江邊上。
又一個例子是日俄對馬海戰。20世紀初，日俄兩國為爭奪東北亞地區的霸權，尤其是對我國東三省的控製而劍拔弩張，齜牙咧嘴。俄國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竟然把日軍輕蔑地稱為“乳兒軍”，趾高氣揚地宣言俄軍戰勝日軍不過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他們不是與日軍鬥智鬥謀，而是跟日軍鬥氣鬥性。結果俄國海軍主力波羅的海艦隊，不遠數萬裏長途跋涉，從大西洋繞過非洲好望角，經印度洋，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太平洋，行駛到對馬海峽，卻因敵情不明，疲憊不堪，而被“知彼知己”、胸有成竹的日本海軍元帥東鄉平一郎運用“以逸待勞”的戰法殺得慘敗。
再一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德法之戰。戰爭爆發前夕，法國軍事領導人自恃擁有堅固的馬其諾防線，而狂妄自大，以為可以高枕無憂，放鬆了戰爭的準備。尤其是那位艾侖賽元帥，自我感覺太好了，總是過高估計法軍的戰鬥力，過低估計德軍的戰鬥力，聲稱德軍所有將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曾經做過比上尉更高的官職，這是德軍的一個大弱點。可以想見他當時說這番話時沾沾自喜、神氣活現的模樣。然而，結果卻是法國軍隊在德軍大舉進攻麵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而指揮德軍凱旋進軍的，正是那些為艾侖賽元帥所不屑一顧的小人物：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德軍隊伍中的少尉、中尉們。
毛澤東是經天緯地的大偉人，他眼中瞧得起的曆史人物屈指可數，連秦皇漢武之流，也忍不住要調侃一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然而，對於孫子，他卻多少懷有惺惺相惜的情愫，推重孫子在軍事理論方麵的重大建樹，高度評價孫子基本原則的不朽價值：“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李白發牢騷，說是“自古聖賢皆寂寞”，這不對。真正的聖賢是不會寂寞的，孫子身後擁有無數的“知音”，其中甚至包括了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偉人，就是明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1]；全軍為上，破軍次之[2]；全旅為上，破旅次之[3]；全卒為上，破卒次之[4]；全伍[5]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6]；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
“注釋”
[1]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以實力為後盾，迫使敵方城邑完整地降服為上策，而通過戰爭交鋒，攻破敵方的城邑則稍差一些。曹操注：“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全，完整、全部。國，在春秋時指的是國都或大城邑，《國語·周語中》：“國有班事，縣有序民”，韋昭注：“國，城邑也。”破，攻破、擊破的意思。按，國在這裏也可以理解為國家，因為古人一般以國都代指整個國家。
[2]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意為能使敵人的“軍”完整地降服是上策，擊破敵人的“軍”則略遜一籌。以下“全旅”、“破旅”，“全卒”、“破卒”，“全伍”、“破伍”等句，也是這一觀點的不同表述。軍，本義為駐屯，後來泛指軍隊，也是軍隊的一個編製單位。此處當是後義。《周禮·地官·小司徒》：“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注：“軍，萬二千五百人。”但春秋戰國時各國軍隊編製不盡相同，故文獻中“軍”的編製人數也各有差異。
[3]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旅，古代軍隊編製單位。通常以五百人為一旅。《左傳·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杜預注：“五百人為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