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良好的開始隻是成功的一半，“算計”精明，“算計”正確，為奪取戰爭的勝利創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畢竟不等同於現實性，要使它真正轉化為現實性，就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運用一切有用的方法，來達到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這個方法，就是孫子所說的“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製權也”。古今中外，巧用謀略、以少勝多、以劣勝優的戰例並不鮮見。戰爭的勝負雖然主要取決於作戰雙方的政治狀況、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自然條件，等等，但要真正決勝千裏，還必須充分認識和掌握戰爭規律，製定高明卓絕的戰略戰術，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毛澤東就說過：“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麵，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這一論斷，無疑鞭辟入裏地揭示了實力與謀略之間的辯證關係。
所謂謀略，就是在把握戰爭規律基礎上產生的克敵製勝的巧妙用兵的最佳方法。正如現代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所說：“軍事智謀的第一個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區別哪些是能夠辦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夠辦到的。”蘇聯軍事理論家《戰爭中的謀略》一書的作者B。H。洛博夫認為：“謀略這是為欺騙敵人和獲取某種利益而采取的行動。軍事上的計謀正在轉變成軍事謀略的概念。一切軍事行動的突然性是軍事謀略的實質，它通過準備的隱蔽性和在這些行動上迷惑敵人的方法來達成。換言之，軍事謀略是以掩蓋真相，強加於敵以假象為目的，同時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以最小的兵力兵器消耗和最短的時間奪取勝利”，“武裝鬥爭的全部曆史經驗證明，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的統帥及軍事指揮員具有軍事謀略的才能有著重大意義”。
列寧說：“交戰沒有不用軍事計謀的。”中國史書記載最早的戰爭是黃帝與蚩尤之間進行的涿鹿之戰。在這場戰爭中，謀略的作用已經得到充分體現。傳說黃帝為戰勝蚩尤，先整武備修內政以求自強，在與蚩尤的戰爭中，針對蚩尤部落由南方發展而來，對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的弱點，采取誘敵深入的謀略，主動實施戰略退卻，一舉將敵誘至涿鹿之野；最後，黃帝借助一個狂風大作、塵沙蔽天的日子，發起反擊，這場戰爭成為中國古代兵家談論謀略的最早依據。
古希臘特洛伊戰爭“木馬計”的故事，是在古代戰爭中運用謀略的又一個典型事例。從公元前1600年開始，地中海地區克裏特島米諾斯文明的文化與藝術就已相當發達，並傳播到希臘南部和愛琴海上的大多數島嶼。到了公元前1400年，來自陸地的中歐阿卡亞人入侵希臘，與當地原有的文明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明——邁錫尼文明，各城邦國家紛紛建立。公元前12世紀末葉，屬於希臘邁錫尼文明的阿卡亞人遠征小亞細亞，據《荷馬史詩》的說法，其起因是特洛伊的王子帕裏斯在訪問希臘時，使用奸計誘走了斯巴達城邦的王後海倫。希臘人對此非常憤怒，因此出兵遠征特洛伊。但特洛伊城垣堅固，特洛伊人的戰鬥力又很強，盡管希臘人不斷發動猛烈進攻，卻一連9年都沒有攻克。到了第10年，希臘遠征軍的首領俄底修斯采用了一條運用木馬的妙計。希臘人在特洛伊城郊砍伐樹木，建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馬，選出一部分勇士藏身於馬腹之中，將木馬放在特洛伊城外，其他人則佯作退兵，撤退之前放火燒毀了軍營中的一切，乘船離開特洛伊前往忒涅多斯島。此時，特洛伊人見希臘人乘船離開海岸遠去時，便蜂擁來到海邊清理戰利品。他們在先前敵人的紮營之地看見了木馬，驚奇地看著這個龐然大物不知所措。這時，有幾個走近木馬觀看的人發現了藏在木馬下麵的西農，將他拖了出來，並帶去見國王普裏阿摩斯。西農是希臘人安排的奸細，他按照提前編好的謊言說，阿卡亞人造的木馬是要獻給特洛伊人的敵人雅典娜，自己是躲藏在木馬裏準備向特洛伊投誠的。他天衣無縫的表演贏得了特洛伊人的信任，被帶進城。隨後，特洛伊人在城牆上開了一個很大的洞，將木馬拖進城。當晚，特洛伊人因舉行歡宴和慶祝而疲憊不堪。西農則趁機偷偷溜出城門，燃起火把，給退至忒涅多斯島的希臘人報了信；又爬到木馬下麵，給在木馬中的希臘人發出了可以出來的信號。從木馬中出來的希臘戰士揮動長矛，拔出利劍，分散到城中各處，對特洛伊人進行燒殺，並打開城門，讓從忒涅多斯島趕來的希臘戰士也加入他們的行列。特洛伊人不及應變，特洛伊城就被遠征軍完全占領。特洛伊戰爭被認為是希臘曆史的開端，而希臘人頗具傳奇色彩的“木馬計”，則被認為是歐洲早期軍事謀略的典型。
對於軍事謀略的重要性，中外著名軍事家有許多很好的論述。克勞塞維茨說：“如果人們認為戰術是暴力行為（即戰鬥本身）的實施，而把戰略看作是巧妙運用戰鬥的一種藝術，那麼除了各種感情力量（像壓縮待發的彈簧一樣熾烈的榮譽心，不易屈服的堅強意誌等等）以外，其他稟賦似乎都不能像詭詐那樣適合於指導和鼓舞戰略活動了。”拿破侖形象地說：“我有時是狐狸，有時是獅子，進行統治的全部秘密在於，要知道什麼時候應當是前者，什麼時候應當是後者。”什捷緬科說：“不要忘記，客觀力量隻是取勝的前提條件。有了這種力量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不發揮它的作用，不能有組織地使用它，它自身還不能保障將敵人消滅。”
孫子軍事謀略思想的核心是“兵者詭道”，將廣施權變作為取得戰爭勝利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孫子“詭道”用兵的理論受到後人的高度重視，對中國兵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所謂“詭道”，就是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如何“騙”，騙得對手暈頭轉向，摸不著北，處處被動，一步步走向失敗，即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在孫子看來，戰爭說到底是敵對雙方比試“騙術”、你死我活的過程，會騙的打敗不會騙的，大騙戰勝小騙，騙術越是高明，騙法越是多樣，就越是擁有贏的把握，越能成為勝利的主宰。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戰爭是血淋淋的殺戮，你不想在戰場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中看不中用的“仁義道德”暫時擱置在一邊，讓自己變成鐵石心腸，冷血動物，無怨無悔地施展出各種陰損惡毒的騙招，讓你的對手腦袋搬家，這個手段，孫子把它稱做“詭道”。
“詭道”，顧名思義便是“詭詐之道”。這裏，“詭”指的是手段運用的特色：詭秘神奇，陰損絕惡，變幻莫測，殺敵於無形之中，害敵於不意之間。至於“詐”，指的是手段運用的性質：騙招迭出，詐敵唬人，用盡可能小的代價，換取盡可能大的勝利，不做賠本的買賣。
高明的騙術在於能做到變化多端，花樣翻新，即《司馬法》所說的“無複先術”，否則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為對手所識破，會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孫子的了不起，就是他不但確立了使詐行騙的基本原則：“兵者，詭道也”；而且更一口氣傳授給我們十多條如何使詐、怎樣行騙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的“詭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卻裝出不想打的模樣，明明能夠打卻裝出不能打的姿態；要從遠處打卻裝出會從近處打，要從近處動手卻裝出會從遠處下手……不一而足，總之是要實施全方位、多層次的軍事欺騙，以假象迷惑對手，真真假假，以假亂真，因勢利導，造成不利於敵人而有利於自己的態勢，從而牢牢把握戰爭的主動權。孫子認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敵人沒有防備處發動進攻，在敵人意料不到時采取行動。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奧秘卻並不容易，“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在戰場上得心應手、出神入化地施展騙術詭道，贏得勝利，就必須自己親身去實踐、去琢磨，甚至必須有付出沉重代價的思想準備。
孫子親身經曆、參與指揮的吳楚柏舉之戰，就是實施軍事欺騙從而贏得作戰勝利的一個典範。當時吳楚雙方從軍事實力上講，是楚國占有明顯的優勢：它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軍隊數量遠遠超過吳國，而且多年與晉國為爭奪中原霸權而兵刃相見，戰爭經驗也非常豐富。盡管這時候由於鄢陵之戰、三駕之役的失利，實力已受很大的損耗，不複有全盛時期的風光。然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它要對付晉國這樣的強大對手雖然力不從心，可要擺平僻處東南一隅的蕞爾小邦吳國卻是綽綽有餘。在這樣的背景下，吳國要打敗這個強大的對手，達到稱霸中原的第一個戰略目標，自然不能同楚國作正麵的硬碰，正確的途徑隻能是施展軍事欺騙的手段，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為最後的戰略決戰創造最為有利的條件，四兩撥千斤，謀求勝得巧妙、勝得狡詐。
這個騙術，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怒而撓之，卑而驕之”。它的具體方案，即膾炙人口的“疲楚誤楚”之策。伍子胥、孫子等人針對當時楚國軍隊人數眾多，但軍令不一導致機動性較差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了欺敵誤敵的作戰策略，他們向吳王闔廬建議說：“楚昭王年紀輕輕，無力控製政局。楚國當政者人數眾多，看似表麵上誰都負責其實誰都不負責，乖張不和，政出多門，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楚國的憂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最好的對策，是把自己的部隊分編成三支，輪番地去騷擾楚國：隻要出動一支部隊就能把楚軍全部吸引出來。當楚軍一出動，我軍就退回；楚軍若退回，我軍另一支部隊便再出動，必然可以使楚軍疲於奔命。如此這般三番五次地騷擾楚軍、疲憊楚軍，多方調動楚軍，整得它沒有寧日，必能使敵人在判斷和指揮上都發生失誤。而敵人的失誤恰好是我們的機會，到時候我們就出動三軍主力全麵進攻，就必定能夠聚殲楚軍，大獲全勝，成就霸業！”由此可見，“疲楚誤楚”之策的基本思想是分吳軍為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痹敵人，創造戰機，製敵於死地，而核心宗旨乃一個字，就是“騙”。
隨後吳楚戰爭的進程充分證實了“疲楚誤楚”軍事欺騙的巨大成功：吳軍前後六年施行“疲楚誤楚”之策的結果，是吳軍先後襲擊了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附近）、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及弦、豫章等戰略重地，害得楚軍疲於奔命，鬥誌沮喪。同時更具有意義的是，吳軍這種淺嚐輒止、不作決戰的挑逗性之舉，給楚國的戰略決策者造成致命的錯覺，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騷擾”而已，是小泥鰍掀不起大波浪，而忽視了吳軍這些“佯動”背後所包藏的“禍心”，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終於栽了大跟鬥：當數萬吳國精銳之師越過冥阨、大隧、直三關險隘，突然挺進到漢水東岸之時，楚國不得不倉促應戰，陷於戰略上的徹底被動，結果連戰皆負，潰不成軍，國都淪陷，幾乎滅亡。
其實，孫子的“詭道十二法”幾乎條條都可以找到具體的戰例驗證。這正是它們之所以為後人所高度推重的軍事欺騙方法的緣由所在。漢高祖劉邦當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圍，就是由於匈奴冒頓單於巧妙實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結果：冒頓單於麵臨漢軍大舉進攻之時，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線作無力抵抗，讓劉邦誤以為匈奴軍隊實力不過爾爾，遂輕易冒進，不知不覺中進入對方預設的伏擊圈中，被重重包圍於平城白登山，差一點全軍覆沒。幸虧陳平想出一條計策，賄賂冒頓單於夫人閼氏，才僥幸擺脫圍困，狼狽退回長安。
三國時期呂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從蜀漢大將關羽的手中奪回戰略要地荊州，也是他高明運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計的產物。赤壁一場大火，燒得數十萬曹軍人仰馬翻，狼狽北竄，燒得一代梟雄曹孟德橫槊賦詩、一吞天下的雄心灰飛煙滅，也燒出三國鼎立的嶄新局麵。可是正如西方近代一位政治家所言，在國與國的關係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有的隻是永久的利益。原先為抗曹而形成的孫、劉聯盟，隨著戰後利益分割上的矛盾與衝突，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痕，並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這中間的關鍵，就是荊州的歸屬。劉備方麵是久“借”不還，堅決賴賬；東吳方麵則是誌在必得，寸土不讓，衝突鬥爭的結果隻能是彼此翻臉、大打出手。為了奪回荊州，東吳軍事統帥呂蒙想出毒辣一招：自己稱病告退，讓年輕將領陸遜替代。陸遜上任後故意寫信給關羽，稱說自己少不更事，還請前輩多多指教，用卑辭屈己之法麻痹了關羽，使他放心地統率大軍去和曹軍爭奪襄樊，造成荊州防備空虛。此計得逞後，呂蒙即遣發主力迅速開進，攻陷荊州，並趁關羽慌忙回師之際實施伏擊，一舉盡殲號稱“萬人敵”的關羽主力。這的確是明明要打，卻裝作不想打的典範戰例。
其他像韓信在楚漢戰爭中“木罌渡河”，兵出臨晉，擒獲魏王豹，平定魏地，是為“遠而示之近”原則的詮釋；春秋末年越王勾踐在笠澤之戰中，兩翼佯動，中路突破，聲東擊西，大破吳軍，是為“近而示之遠”原則的注腳；漢軍激將楚將曹咎，再奪成皋，屬於“卑而驕之”；曹操抹書間韓遂，拆散他與馬超的同盟，屬於“親而離之”。凡此種種，均表明孫子以“詭道十二法”為基本內容的軍事欺騙術是屢試不爽、威力無比的克敵製勝武器。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因敵變化，隨機製敵，永遠是高明的戰爭指導者自由馳騁的廣闊天地。倘若不懂這一層道理，不遵循這一原則，那麼即便是遍讀天下兵書，也終究是紙上談兵，膠柱鼓瑟，隔靴搔癢，到頭來難免誇誇其談，一事無成。曆史上趙括、馬謖之流喪師辱身，貽笑天下，就是顯著的例子。運用孫子“詭道十二法”的奧秘也是一樣。戰爭中離不開軍事欺騙的道理也許人人都懂，“兵者，詭道”的原則，隻要是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否認，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敗，問題就在於騙術掌握、運用得高明與否。這種高明屬於“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境界，應該是“得魚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辭來狀摹、來說明，所謂“上騙不言騙”。不過總的精神或許可以著眼於：第一，不能重複，切忌依樣畫葫蘆，所謂“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誕，防不勝防，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第三，順藤摸瓜，請君入甕，所謂“將欲奪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維，反常為常，所謂“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個思路去設局，去謀策，勢必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軍事欺騙之手段日日翻新，軍事欺騙之思維開闔自如。
由於孫子“詭道十二法”的作戰指導思想，符合戰爭活動的內在規律，在實戰實踐中一再獲得驗證，因此為後世兵家奉為圭臬，備受青睞。他們沿著孫子開辟的道路前進，進而從各方麵深化了“詭道十二法”的思想。這中間來曆不明的《三十六計》可謂是集“詭道”（也即軍事欺騙）的大成之作。這部民國年間才出現於四川成都的書攤，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書的兵書，從頭到腳，談的就是一個“騙”字。它招招陰損，計計險惡，目的都圍繞一個中心，怎樣引誘敵人上當受騙，而自己則趁此機會一招製敵。這隻要看看它的計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麼“瞞天過海”、“聲東擊西”、“無中生有”、“笑裏藏刀”、“李代桃僵”；什麼“欲擒故縱”、“拋磚引玉”、“渾水摸魚”、“偷梁換柱”、“假癡不癲”、“上屋抽梯”，統統都是欺騙敵人的高招，奪取勝利的竅門。可見孫子的衣缽真是代有承繼，“吾道不孤”。然而，“詭道”畢竟是作為“道德”的對立麵出現的，一味推重“詭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將它不分青紅皂白推廣到非軍事領域運用時，必定會導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恐怖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