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於2002年初移居加拿大，但是直到去年夏天《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前，您都隻是“隱居在蒙特利爾皇家山下的中國文學秘密”。是《深圳人》的英文版讓您開始顯露真身。而現在，隨著《深圳人》法文版受到的歡迎以及《白求恩的孩子們》引起的關注，您在加拿大文學界的地位應該更加穩固。我好奇您現在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身份：您覺得自己更像是一位中國作家，還是一位國際作家？
在全球化和大數據的時代，“身份”問題一方麵變得越來越需要回答，另一方麵卻又變得越來越難以回答了。很多年以前，《作家》雜誌的宗仁發主編就曾經稱我是中國僅有的兩位“無法歸類”的作家之一。後來，深圳的報紙又幹脆給我貼上了那個著名的“異類”標簽。還有，黃子平教授曾經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在國外生活很多年之後，評論家仍然沒有將我劃入“海外作家”的另冊。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身份”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在我自己看來，我從來都是正宗的中國作家，也永遠都是正宗的中國作家。這不僅因為我出生於中國，成長於中國，以及堅持用母語寫作……更重要的，還因為我全部的中國經驗都與我精神深處的敏感和悲憫糾纏在一起，或者說我與中國的關係從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學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會因為我開始受到國際的關注或者我已經沒有在本土生活等等表層的因素影響。當然，我的文學身份肯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像它從來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樣，因為大家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可能從根本上就有衝突。還是多寫些作品吧。還是少談點主義吧。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實的身份。
您在西方國家生活，每天都麵對著多元的族群，體驗著不同的文化……這種生活對您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我在1992年第一次去歐洲旅行，那一年我二十八歲。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在我的印象中，托爾斯泰也是在二十八歲那一年第一次遊曆歐洲和第一次走出國門的。在那個時候，盡管我隻是一個匆匆的過客，西方生活“單純而不單調”的性質就已經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真正定居下來之後，我對這種“單純而不單調”的生活就有了更具體的體驗。“單純”的生活既能讓人對事業專注，又能讓人對生命謙卑。而專注和謙卑是保證文學質量的充分必要條件。同樣，“不單調”的生活不僅能夠豐富人的鑒賞力，還能夠激發人的想象力，對作為文學天敵的“陳詞濫調”也能夠起到防範的作用。我最近六年來有點不可思議的“爆發”顯然與所在地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關係。
以您的國際視野，您覺得目前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之間存在著哪些差距？
您於2002年初移居加拿大，但是直到去年夏天《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前，您都隻是“隱居在蒙特利爾皇家山下的中國文學秘密”。是《深圳人》的英文版讓您開始顯露真身。而現在，隨著《深圳人》法文版受到的歡迎以及《白求恩的孩子們》引起的關注，您在加拿大文學界的地位應該更加穩固。我好奇您現在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身份：您覺得自己更像是一位中國作家，還是一位國際作家？
在全球化和大數據的時代，“身份”問題一方麵變得越來越需要回答，另一方麵卻又變得越來越難以回答了。很多年以前，《作家》雜誌的宗仁發主編就曾經稱我是中國僅有的兩位“無法歸類”的作家之一。後來，深圳的報紙又幹脆給我貼上了那個著名的“異類”標簽。還有，黃子平教授曾經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在國外生活很多年之後，評論家仍然沒有將我劃入“海外作家”的另冊。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身份”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在我自己看來，我從來都是正宗的中國作家，也永遠都是正宗的中國作家。這不僅因為我出生於中國，成長於中國，以及堅持用母語寫作……更重要的，還因為我全部的中國經驗都與我精神深處的敏感和悲憫糾纏在一起，或者說我與中國的關係從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學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會因為我開始受到國際的關注或者我已經沒有在本土生活等等表層的因素影響。當然，我的文學身份肯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像它從來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樣，因為大家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可能從根本上就有衝突。還是多寫些作品吧。還是少談點主義吧。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實的身份。
您在西方國家生活，每天都麵對著多元的族群，體驗著不同的文化……這種生活對您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我在1992年第一次去歐洲旅行，那一年我二十八歲。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在我的印象中，托爾斯泰也是在二十八歲那一年第一次遊曆歐洲和第一次走出國門的。在那個時候，盡管我隻是一個匆匆的過客，西方生活“單純而不單調”的性質就已經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真正定居下來之後，我對這種“單純而不單調”的生活就有了更具體的體驗。“單純”的生活既能讓人對事業專注，又能讓人對生命謙卑。而專注和謙卑是保證文學質量的充分必要條件。同樣，“不單調”的生活不僅能夠豐富人的鑒賞力，還能夠激發人的想象力，對作為文學天敵的“陳詞濫調”也能夠起到防範的作用。我最近六年來有點不可思議的“爆發”顯然與所在地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