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籌備事宜清單》，預備立憲期限定為九年，並開列九年安排如下：
第一年（1908年）籌辦谘議局、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國民普及教育、編訂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舉行谘議局選舉、頒布資政院章程、人口調查、設立各級審判廳等；
第三年（1910年）資政院開院、籌辦廳州縣地方自治、頒布文官考試製度等；
第四年（1911年）續辦各級地方自治、頒布地方稅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級地方自治初具規模，回報各省人口總數，頒布戶籍法；
第六年（1913年）頒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訴訟律等法典，城鎮鄉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七年（1914年）試辦全國決算，試辦新定內外官製，廳州縣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八年（1915年）確定皇室經費，變通旗製，一律辦定，化除畛域；第九年（1916年）宣布憲法，宣布皇室大典，頒布議院法，頒布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舉行上下議院議員選舉，確定預算決算，新定內外官製一律實行，人民識字義者，須得二十分之一。
原單開列更多，此為簡略。乍一看，如此安排，還算是負責任，可問題在於，它沒有抓住關鍵。關鍵是什麼呢？是新政府究竟如何產生，是舊朝廷向新政府交權，還是使舊朝廷向新政權轉變？如果是向新政府交權，那就要速開國會，以國會立新政府，開國籌備事宜由新政府去辦。如為舊朝廷向新政府權轉變，那麼九年太短，而且新舊交替，方生方死，新政權的飛蛾，很難飛出舊朝廷的老繭子。
最關鍵的是，籌備事宜裏沒有提到軍隊國家化，朝廷沒提，請開國會者也沒提，都知道是馬上得天下，都知道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可誰也不提這一點。也許皇族天然就以為掌握軍隊是他們的特權，而真正擁有軍隊且積極推進立憲運動的袁世凱也不想交出他的命根——軍權。他們誰也不想把軍隊變成國民軍，可沒有國民軍，哪來國民政權？如果民國還有私家軍、黨派軍存在，國家怎能不亂？
可惜那時似乎沒人去想這樣的問題，舉國上下忙著開會、請願，真是運動啦！
這場運動，由各省谘議局發動，而谘議局，則由兩廣總督岑春煊最早提出。
自清廷預備立憲，未及一年，岑就要求“速設資政院以立上議院之基礎，並以都察院代國會，以各省谘議局代議院”。岑以“省城谘議局即各省之總議院也”，設在省城，“選各府、州、縣紳商明達治理者入之，候補各官及雖非本省官紳，而實優於政治熟於本省情形者亦入之，皆由督撫會集官紳選定，以總督充議長，次官以下充副議長，凡省會實缺各官皆入谘議局。”如同總督谘詢和官員候補機構。
一年後，清廷頒布《各省谘議局章程》和《谘議局議員選舉章程》，與岑提議有異，賦予了谘議局某些權力，如議決地方興革，監督地方財政，已近似於立憲國的地方議會。中央之於地方，權力欲其分也，能名正言順的分權，何樂而不為？不過，要是立憲立到中央頭上，那得另當別論。《各省谘議局章程》頒布後，清廷要求各督撫迅速舉辦，切實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內辦齊。
除新疆外，各省谘議局都及時成立起來，召開了成立會議。隨即，應張謇之邀，派員抵滬，商議請願國會一事，並公推直隸代表孫洪伊等進京請願。孫亦津沽鹽商，為嚴修友，曾任袁氏幕僚。北上前夕，有人聲言“不請則已，請必要其成，不得請，當負斧鍁死闕下”，而張謇則告以“秩然秉禮，輸誠而請”，曰：“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