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子華
韓宗/口述周海濱/文
一、父親的性格
很多人認為我父親韓複榘是山東人，這是錯誤的。父親出生在河北省，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北方漢子。他身高一米八○左右，略瘦，卻很健壯；皮膚白皙，當年在湖南沅江中遊泳，袍澤戲呼他是“浪裏白條”；李宗仁對他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預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麵書生”。
他或坐或立，永遠是挺胸收腹，軍姿挺拔；剃光頭，幾十年如一日；兩眼細長，又總是眯縫著，往往在不經意中流露出一絲輕蔑：鼻梁高且直，下邊是一道烏黑的短須，簡約而醒目；嘴唇總是閉得緊緊的，嘴角微微下垂，顯得冷峻、堅忍。
父親從來就不是戲說中的那種咋咋呼呼、張牙舞爪的軍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幾乎沒有任何肢體語言。他說話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說話很慢，很簡短，但語氣卻很堅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他與人談話，從不誇誇其談，大多時間是在默默地聽，很少插嘴，但兩眼逼視對方，臉上卻毫無表情。他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受過良好教育，說話幾乎不帶粗口，即使發脾氣罵人，也是如此。
父親的這種性格，在他的戎馬生涯中左右了他的命運。
二、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及在西安的幾十名軍政要員，引爆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當日晚，張學良密電我父親，說明兵諫原因，請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國是”。
記得那天晚上，母親和我們都睡了。父親回家把我們叫起來，笑嗬嗬地說：“告訴你們一件大事兒，張漢卿（即張學良）把蔣先生給扣了！”我們還沒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電話鈴響了，原來是《民國山東日報》社來電話請示：明天新聞見報，是否要稱張學良、楊虎城為“張逆”“楊逆”？父親回答說：“什麼‘張逆’‘楊逆’，就說張學良將軍、楊虎城將軍！”
馮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變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識到問題的敏感性，當日下午即派心腹鄧鑒三北上，囑其“告韓（複榘）、宋（哲元）小心說話為主”。
15日，張學良派一架軍用飛機到濟南接父親的代表去西安，由於飛機跑道不夠堅實，飛機降落時螺旋槳被折斷，無法再使用。父親派部下劉熙眾於19日乘火車去西安。火車隻通到洛陽，劉熙眾認識一位空軍隊長，請他轉告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派一架飛機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應，卻用飛機把劉熙眾送到了太原，是時蔣介石已被釋放。
“西安事變”爆發後，濟南的《新業日報》發表社論，主張和平解決，呼籲團結抗日。南京國民黨中宣部致電父親，令其查封該報。父親在中宣部電報上批了兩個字：不理！他的這一習慣最終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應欽等力主轟炸西安，馮玉祥主張和平解決，雙方爭執不下。據傳何應欽擬密謀刺殺馮玉祥於中山陵附近的我父親的公館。馮聽到消息後搬到城外頭條巷辦公廳，並準備下一步逃離南京，潛往山東。
南京何應欽等主戰派咄咄逼人，我父親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審慎態度，於21日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父親的電報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譯，一石激起千層浪，南京高層極為震動，立即派蔣伯誠飛濟南會晤我父親，同時電詢宋哲元的意見。蔣伯誠對我父親說：“蔣夫人及宋部長正準備親赴西安談判，委員長脫險指日可待，你怎麼還發這種電報呢！”父親這才意識到自己的電報已泄露。
宋哲元認為父親的密碼電報太過莽撞，不僅於事無補，還得罪了蔣介石、何應欽。為協調立場，也為替父親轉圜，宋哲元偕秦德純、鄧哲熙去濟南，在濼口車站與我父親會晤，23日，宋哲元和父親聯名發表“漾電”。
“漾電”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讚賞，但也受到南京方麵的高度質疑。“漾電”有悖於何應欽倡言的“軍事與政治兼顧之解決辦法”，“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和在野名流妥商辦法，合謀萬全無遺之策”，更被南京高層視為“節外生枝”、“別有用心”。
馮玉祥在高層會上為父親和宋哲元開脫說：“韓、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戰，但讀書太少，心思太粗。發電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討，可以不必顧慮。不過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詳告，確有必要。”
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下午5時50分，被釋的蔣介石到達洛陽。據說當時父親正在濟南省政府打麻將，聽到這個消息後，當著南京方麵派到濟南的蔣伯誠麵，把眼前的牌一推，說：“這叫什麼事嘛，沒想到張漢卿做事情這麼虎頭蛇尾！”有人評說，就是這句話埋下了父親以後遭殺身的隱患。
父親在“西安事變”中始終站在張學良一邊，當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對此，蔣介石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隻要看看張、楊的結局，父親嗣後被殺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