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正定”或“四禪”之外，早期佛教還提出了其他一些涉及禪定的概念，如“三解脫門”和“四無量心”等。三解脫門指空（體悟事物的空性）、無相（不執著於事物的假相）、無願（無所願求）。四無量心指慈（給眾生快樂）、悲（除眾生痛苦）、喜（見眾生快樂而喜）、舍（舍棄錯誤觀念）。在這兩組概念中，三解脫門明顯是屬於禪定自身的內容，因為空在早期佛教裏主要指的就是“空定”；無相就是禪定中的離相；無願是一種不動心的態度。這三者實際很難嚴格區分，它們密切相關，都是禪定範圍內的東西。四無量心主要是為進入禪定所做的準備性工作或修行者所需要的基本條件。這和《瑜伽經》裏八支行法中的前兩支有些類似，它要表明的是：若要做瑜伽或入禪定，必須遵守一些起碼的行為準則或道德要求，如果對眾生充滿仇恨，對事物充滿了貪婪或無知，就無法達到修持目的。
在佛教中，逐步把對事物的實相或最高實在的體悟看成是最高層次的禪的境界。這種趨勢在大乘佛教中表現得較為突出。
大乘教義對人生更為重視，對人道倫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態度既不致於走向否定人生價值、一味追求來世幸福之極端的作用，又可抑製作為印度傳統出世主義、禁欲主義之補充的縱欲主義傾向。近世學者多將印度長期衰微的原因歸之於基於瑜伽的出世思想，這顯然有其正確的一麵，但因此而將印度衰落之因歸諸佛教及其禪，則似乏史實根據。眾所周知，印度的衰頹不振，是印度教中興、佛教衰微絕跡以後的事。而佛教在印度興盛之時，伴隨它的卻正是印度曆史上繁榮興旺的黃金時代。
大乘佛教也有自己的定學，這方麵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大乘所強調的所謂“六度”中的“禪那波羅蜜”上。禪那波羅蜜自然也有與小乘定學相同的內容，但二者也有差別。在小乘中，定學要求修行者思慮集中，徹底擺脫世間凡塵的種種雜念煩惱，認為修這種禪定能產生最佳的宗教修行效果，絕對肯定這種禪定的意義。但在大乘佛教中，受大乘總的理論指導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受初期大乘佛教及中觀派的“無所得”觀念和“中道”思想的影響，大乘對禪定的看法與小乘有一些不同。如在般若類經中，大乘佛教論述禪時說：“菩薩摩訶薩行禪那波羅蜜時，應薩婆若心，於禪不味不著，……於一切法無所依止，亦不隨禪生。”還說：“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自以方便入諸禪，不隨禪生，亦教他令入諸禪，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禪那波羅蜜。” 顯然，在大乘佛教看來，對一切東西都不能執著，因為事物都是“無所得”的，禪也不例外，也不能執著，不能把修禪絕對化，而且修禪也不能像一些小乘佛教那樣要求絕對與外部事物分離。
大乘佛教的這種對待禪的態度與其關於世間和涅槃關係的理論等有關。龍樹在《大智度論》中說：“一切世間法中皆有涅槃性。”這也就是說，不能通過完全脫離世間來達到佛教的解脫。這類理論對大乘佛教的禪觀念是有影響的。既然不能通過完全脫離世間來達到佛教的解脫，那麼也就不能通過絕對化地“離相”來獲得最高層次的禪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