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法寶記》中對道信禪法的描述，十分簡單，含兩項內容，一是坐禪，二是作務（即勞作、勞動）：
“（信）每勸諸門人曰：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莫讀經，莫共人語。”
這與口說玄理的僧璨就不一樣了，這種“作”，不隻是指一般的日常行為，而特別是指農業勞動。祖師禪是講自立的，所謂自立，不僅僅是純禪的自悟自修，這種意義的自立是沒有多大爭論的，主要的是指禪在經濟上的自養，政治上的自立，擺脫政治依賴和經濟依賴性。禪宗道 場一般都建在諸省交界處，或者是偏遠省份，這都有助於實現這種自立性。在政治上自立的一種表現，就是和皇室保持一定距離，不入宮廷，不當國師（在祖師禪和分燈禪時代，入宮當國師的禪僧是很少的），這也是如來禪和祖師禪的一個區分點。在道信以及弘忍、慧能身上，都有敕命入宮，又都拒絕入宮的傳說。
道信禪師聽說舒州皖公山有二僧在隱修，便前往皈依。這二僧原來就是從北方前來避難的三祖僧璨大師和他的同學定禪師（亦說林法師）。
在皖公山，道信禪師跟隨三祖僧璨大師學習禪法。道信禪師開悟見性，當在這期間。《五燈會元》卷一記載：
隋開皇十二年（592年），有位沙彌，名道信，十四歲，前來禮謁三祖僧璨大師。
初禮三祖，道信禪師便問：“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三祖反問道：“誰縛汝？”
道信道：“無人縛。”
三祖道：“何更求解脫乎（既然沒有人捆綁你，那你還要求解脫幹什麼呢？不是多此一舉嗎）？”
道信禪師聞言，當下大悟。
原來，吾人所感到的束縛不在外麵，而在我們的內心。束縛完全來自於我們自心的顛倒妄想，也就是分別、計度、執著，如果看破了這些妄想，知道它們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當體即空，不再被它們所轉，那我們當下就解脫了。內心不解脫，到哪兒都不會自在的。因此，解脫在心，不在外。
道信禪師開悟之後，並沒有馬上離開，而是繼續留在祖師的身邊，一方麵侍奉祖師，以報法乳之恩，另一方麵，借祖師的加持，做好悟後保任的工夫。這樣有八九年的時間（亦說十年）。
在這期間，三祖不時地點撥道信禪師，並不斷地加以鉗錘，直到因緣成熟，才肯把法衣托付給他。付法的時候，三祖說了一首偈子：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並說道，“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當年慧可大師傳法給我之後，尋即前往鄴都，行遊教化，時間長達三十年，一直到入滅。如今，我已經找到了你這個繼承祖業的人，為什麼不去廣行教化而要滯留在這裏呢）？”
於是，僧璨大師便離開了皖公山，準備南下羅浮山弘法。道信禪師當然非常希望能隨師前往，繼續侍奉祖師，但是沒有得到祖師的同意。祖師告訴他：“汝住，當大弘益（你就住在這裏，不要跟我走了，將來要大弘佛法）。”
僧璨大師走後，道信禪師繼續留在皖公山，日夜精勤用功，“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在皖公山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緣成熟了，道信禪師便離開此地，四處遊化。隋大業年間（605—617），道信禪師正式得到官方的允可出家，編僧籍於吉州的某座寺院。
《續高僧傳》卷二十記載，吉州城曾經被賊兵圍困了七十多天，城中缺食少水，萬民惶怖困弊，情況非常危急。道信禪師聽說此事，心生憐憫，於是來到吉州城裏。奇怪的是，自從道信禪師入城之後，原先幹枯的水井突然有水了。守城的刺史對道信禪師感激不盡，連連叩頭，並問：“賊何時散？”道信禪師回答說：“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於是刺史便令全城的人同聲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念了不多久，城外的賊兵但見城牆的四角站滿了金剛力士，威猛無比，一個個都驚駭不已，紛紛四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