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史傳中的讚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他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以內容的雅正為主。比如《文選》基本不選女性作家作品，也不選當時流傳的民歌和豔詩，但卻很重視古樂府，選錄了古樂府辭四篇，對後世作家的樂府詩也重點收錄。此外，蕭統對陶淵明的評價很高，他不僅親自為陶淵明編集、寫序、立傳，還在《文選》中選錄其詩作八首，文一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
但《文選》所錄作品，都有其依據，並不能完全責怪編者。如關於李陵、蘇武詩的問題，蘇軾批評蕭統不悟其為偽詩，而加收錄。蘇、李詩雖南朝人已有懷疑，但仍在疑似之間，當時人如江淹《雜體詩》有擬李陵從軍詩，鍾嶸《詩品》則將李陵列為上品。至於蘇武，梁武帝蕭衍有《代蘇屬國婦》詩，徐陵編《玉台新詠》亦收錄蘇武詩一首，這說明南朝人對蘇、李詩並不完全否定。隨著學術辨偽工作的發展，後人漸漸對前代的作品有了較為清楚的辨識，但即使如此，也並不像蘇軾所說那樣是齊梁間人所為。《文選》著錄的作家作品，如實地提供了南朝人如何認識這些作品的事實，這是十分可貴的曆史資料。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三十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由於《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係，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範本，甚至與經傳並列。因此，在《文選》編成後不久的隋代，長安就有蕭該為《文選》作音注，唐初在當時的揚州就有曹憲傳授《文選》，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佼佼者有李善、公孫羅、許淹等，影響甚巨，當時號曰“文選學”。曹憲曾經仕隋為秘書學士，撰有《文選音義》十卷，據兩《唐誌》記載，除曹憲外，他的學生也都有《文選注》專書，如許淹有《文選音義》十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這些專書除李善注本外，在中國都已失傳了。
但是史傳中的讚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他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以內容的雅正為主。比如《文選》基本不選女性作家作品，也不選當時流傳的民歌和豔詩，但卻很重視古樂府，選錄了古樂府辭四篇，對後世作家的樂府詩也重點收錄。此外，蕭統對陶淵明的評價很高，他不僅親自為陶淵明編集、寫序、立傳，還在《文選》中選錄其詩作八首，文一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
但《文選》所錄作品，都有其依據，並不能完全責怪編者。如關於李陵、蘇武詩的問題，蘇軾批評蕭統不悟其為偽詩，而加收錄。蘇、李詩雖南朝人已有懷疑，但仍在疑似之間，當時人如江淹《雜體詩》有擬李陵從軍詩，鍾嶸《詩品》則將李陵列為上品。至於蘇武，梁武帝蕭衍有《代蘇屬國婦》詩，徐陵編《玉台新詠》亦收錄蘇武詩一首，這說明南朝人對蘇、李詩並不完全否定。隨著學術辨偽工作的發展，後人漸漸對前代的作品有了較為清楚的辨識，但即使如此，也並不像蘇軾所說那樣是齊梁間人所為。《文選》著錄的作家作品，如實地提供了南朝人如何認識這些作品的事實，這是十分可貴的曆史資料。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三十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