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危機，讀者不難推測，是物質生活的。毫無反思能力的經濟發展，勢必耗竭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生態以及人類自身。可是，對物質生活的任何反思，隻能來自物質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會生活。
情感的穩定方式，簡稱“情感方式”，總是嵌入特定社會生活的。例如，費孝通先生的想象是，鄉土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圓，以及這些同心圓與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圓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表現為“遠近親疏”，或“愛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稱為“倫理本位的社會”。此處，人之“倫”，從物之“侖”，即繁體字“侖”。據我的朋友吳雪君考證，龢之大者，謂之太和。和與侖，源自音樂的和諧秩序。侖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侖，簫管之侖，琴弦之侖……不同侖之間的共振共感，謂之龢。
近代以來的社會轉型，特征之一是鄉土的“熟人社會”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萬陌生人組成的都市——這些都市不再單純是政治中心，而是基於勞動分工與協調的集聚效應的經濟中心。轉型期社會的新生活瞬息萬變風險驟升，對不熟悉經濟學原理的中國人而言似乎毫無秩序可言，至少，難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
中國並非特例。據統計，日本和韓國在所謂“經濟起飛”時期，不僅有經濟的“奇跡”，而且自殺率、離婚率、犯罪率等顯著高於穩態時期的情感危機或“奇跡”。
轉型期社會生活，由於有了許多新的“侖”，卻尚未來得及形成新的“龢”，所以才有了“轉型”之感。中國社會的轉型，與中國穩態社會的曆史相比，堪稱迅速，於是我們有了“迅速轉型”之感。
在社會生活的表層，與“鄉土中國”共生共長了幾乎七十餘代人（以孔子世係的代際數目為例）的生活方式，以“現代化”的名義，被迅速摧毀。可是，在社會生活的深層，即情感生活的層次——我必須首先討論政治文化變革。
依據王國維先生的想象，中國政治文化之變革莫劇於商周之變。且不論是否“莫劇於”，史家承認，商至周的政治文化變遷，核心是神的崇拜轉化為祖先崇拜。我同意王國維先生的判斷，這一轉化意味著中國人的情感方式從“天人之際”，逐漸轉化為“人倫”。周代確立了倫理本位的封建製度，天下乃成為百家之天下。雖然百家之天下的格局，由秦統一中國而終結。秦以後，漢唐與宋，中國人的情感方式與秦以前的封建社會相比，就倫理本位而言，沒有實質的改變。依據瞿同祖先生，秦漢之際，有過一個關鍵性的“法家的儒家化”時期。又據何炳棣與李學勤關於秦簡整理工作中墨家對秦崛起之貢獻，以及法家與墨家的關係的對話，我們知道先秦最重要的法家人物或兵家人物（商鞅、李悝和吳起）與早期儒家有不能忽視的思想關聯。百代皆行秦政製，很可能以始於周代的情感方式為基礎。
第三重危機，讀者不難推測，是物質生活的。毫無反思能力的經濟發展，勢必耗竭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生態以及人類自身。可是，對物質生活的任何反思，隻能來自物質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會生活。
情感的穩定方式，簡稱“情感方式”，總是嵌入特定社會生活的。例如，費孝通先生的想象是，鄉土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圓，以及這些同心圓與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圓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表現為“遠近親疏”，或“愛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稱為“倫理本位的社會”。此處，人之“倫”，從物之“侖”，即繁體字“侖”。據我的朋友吳雪君考證，龢之大者，謂之太和。和與侖，源自音樂的和諧秩序。侖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侖，簫管之侖，琴弦之侖……不同侖之間的共振共感，謂之龢。
近代以來的社會轉型，特征之一是鄉土的“熟人社會”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萬陌生人組成的都市——這些都市不再單純是政治中心，而是基於勞動分工與協調的集聚效應的經濟中心。轉型期社會的新生活瞬息萬變風險驟升，對不熟悉經濟學原理的中國人而言似乎毫無秩序可言，至少，難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