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西安為漢、唐古都，南京為六朝古都，有誌於研究古代文史之青年學子，頗多負笈於這兩個曆史文化名城，拜師訪友，探勝尋幽，學業有成，蜚聲士林。我的交遊中，趙君望秦獲文獻學碩士學位於西安，得文學博士學位於南京，現執教於陝西師範大學，在教學、科研兩方麵均有顯著成績，其所著《唐代詠史組詩考論》即將出版，請我撰序。我素主張文史結合，今觀趙君書稿，甚合我心，故不辭衰朽，欣然握筆。
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形容“唐文苑”是“百花盛放”。而詠史之作在絢麗多彩的詩苑裏猶如奇葩綻放，其詠史組詩尤為出色，聯章動輒百篇，作者層出不窮，堪稱蔚為大觀。然而，古今的唐詩研究，對此卻少涉及，“百花”中冷落一花，不無遺憾。趙君獨具隻眼，以唐代詠史組詩為研究對象，完成了一項頗具開拓意義的課題。
《考論》由十一篇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專題論文構成。其中有對詠史、懷古、覽古、詠古等詩歌體類之溯源及界定，有對唐代詠史組詩發展軌跡的概觀及研究現狀的介紹，有對吳筠、趙嘏、胡曾、周曇、汪遵、孫玄晏等人詠史之作的重點考論，有對已經散佚的唐五代人創作的詠史組詩之稽考，還有對受詠史組詩影響而創作的詠經、詠子組詩之探討等等，是迄今為止第一部較全麵、係統、深入地研究唐代詠史組詩的專著。
統觀書稿，優點甚多，而最顯著的優點是表現在文獻學與文學的結合上。我曾於1998年在“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博士點新世紀學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談會”上發言，略謂：“文獻學是讀書治學的基礎學科。中國是文明古國，文獻極為豐富。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兩個學科應該結合。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古典文獻學者應有相當的文學修養；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獻學的知識與手段，隻能是空談。”《考論》就是符合我所理想的文學與文獻學“合則雙美”的成功之作。除首篇外，各篇均從文獻記載與板本目錄兩個角度切入，以考與論結合之法進行研究，考作者生平、作品板本流傳及存佚情況，論創作的價值及其影響。考證以實事求是為宗旨，稟承乾嘉學風，或釋疑、或補缺、或指瑕、或正誤、或考異、或溯源，祛偽存真，披沙撿金。舉凡史料記述明確無誤，今人考證已獲定論者，就不再贅述；史料記述仍存疑竇，今人論證未衷一是者，則詳陳個人見解。例如辨析趙嘏生卒，考察胡曾仕履，探究胡曾與周曇《詠史詩》的板本及其流傳等，都於前賢之說有所糾補，得出明確可靠的結論，澄清似是而非的歧見。又如考出孫玄晏曾任中書舍人、周曇實為晚唐時人、褚載與符載被混為一人等等，則是填補唐代詩人研究空白之新見。而建立在疏通文獻資料基礎上的論說部分，視野廣闊，見解宏通，分析準確，既不無端拔高貶低，也不刻意標新立異，對唐代詠史組詩的藝術性及其價值給予恰如其分的評析。同時還聯係史學、訓蒙、講唱藝術等文化現象來評價詠史組詩的積極影響，如揭示胡曾、周曇諸人的詠史之作與蒙童教育、曆史小說創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具有相互作用的關係，無疑是拓展了研究空間。
詩言誌。評詩者當以意逆誌。趙君細讀周曇《詠史詩》，發現多以帝王諸侯為描寫對象，其中又以亡國之君為多，而開國之君反倒寥寥。遂究其原因，晚唐從懿宗朝開始，已處在危亡之中，周曇關注時局，創作《詠史詩》以寄寓隱憂。從首篇《吟敘》“聖人觀古貴知今”，次篇《閑吟》“剪裁千古獻當今”，足見周曇《詠史詩》是為“獻當今”之“聖人”即皇帝而作。此為趙君將文史結合起來研究而獲得之卓見。餘不多舉。
總之，趙君書稿考證嚴謹，持論有據，搜羅資料豐富，且駕馭自如，顯示出深厚的文獻功底和精湛的研究水平，將唐代詠史組詩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我歡喜讚歎而為之序。
癸未元宵於南京大學冬青書屋目錄唐代詠史組詩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