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創作、欣賞活動中的切身體驗。《詩話》“題淵明詩”中以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為例，分別從創作者、鑒賞者兩個方麵指出了切身體驗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隻有親身經曆過躬耕生活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詩句，才能欣賞這樣的詩句；同時也突出了詩人胸襟的重要性，指出胸襟直接決定著情感的價值取向，進而影響到體驗的深入程度。此外，如“書子美雲安詩”強調了讀者欣賞過程中自身經驗所能夠發揮的作用，“自記吳興詩”則現身說法，強調親臨實境對創作的重要意義。幾則角度不盡相同，但對切身體驗的高度重視是一以貫之的。
除以上正麵主張外，蘇軾對古今詩人創作中出現的一些瑕疵或錯誤傾向明確表示了自己的不滿或遺憾，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美學傾向。例如《補遺》之四、五分別對杜默、貫休的詩進行了指責，所針對的是他們過分追求“狂怪”、以粗率淺俗為“豪”的做法。又如他反對一味地“好奇新”（《詩話》“題柳子厚詩”、《補遺》五十），並據此譏嘲黃庭堅詩會令人“發風動氣”（《詩話》“書黃魯直詩後”之“又”）。對晚唐司空圖的詩，蘇軾充分肯定其有“味外味”，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指出其存在著“寒儉有僧態”的弊端（《補遺》五十七），可見他對境界局促、格局狹小、意象單調的作品是非常不認同的。
除了文學思想之外，《詩話》和《補遺》中的文字還成功地將蘇軾的自我形象呈現在了讀者麵前，令人通過對東坡人格、性情的進一步感知，更充分地體會其魅力與光芒之所在。
例如《詩話》“題《秧馬歌》後”表現出的他對農民疾苦的關注與同情、《補遺》三十一中“不害其耕”“不賊其牛”的記述體現出的民本與務實精神、二十四中通過對白居易詩的分析間接體現的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態度，諸如此類記述，為我們展現出一位關注國事民生，不論何時何地均以之為己任的仁者所特有的正直坦蕩襟懷。而《詩話》“書韓李詩”中說韓愈“倔強”、《補遺》一中說杜甫“書生習氣”，所體現的其實是東坡本人堅持初心毫不動搖的人格操守。作品中的某些記述還可以令人感知蘇軾嚴謹的治學態度。如《詩話》“記退之拋青春句”中對“拋青春”、“書子美《驄馬行》”中對“肉鬃馬”、“書子厚詩”中對“桃笙”的考證，均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與之相呼應、甚至互為表裏的是東坡的革新精神。《詩話》“題鮑明遠詩”中對流傳已久的鮑照字謎進行了新的猜射，《補遺》二十二中對阮籍“廣武之歎”做出了新的理解，其中所貫穿的便是這種精神。之所以說此精神與嚴謹治學互為表裏，是因為東坡能夠在實踐中任意揮灑，從心所欲，正是其在日常的讀書治學中嚴謹到幾乎“錙銖必較”的必然結果。蘇軾的超逸曠達、幽默機智同樣是構成其人格魅力的重要元素，表現出這些特點的文字在《詩話》和《補遺》中幾乎俯拾即是。如其笑馬夢得貧（《詩話》“書孟東野詩”）、戲謔黃庭堅“瀾浪”（《詩話》“跋黔安居士漁父詞”）、調侃杜甫“書生習氣”（《補遺》一），乃至《補遺》四十二中對自己詩作的無心之失所做出的“以尻為輪，以神為馬”的詭辯等，實在難以一一盡數。東坡在名滿天下的同時，朋友也遍及天下，僅《詩話》《補遺》二作區區百餘條文字所提及的有限人物中，就有如馬夢得、王子立兄弟等追隨者，參寥、佛印等方外知交，李伯祥、吳複古等前輩忘年，乃至賢師、郭生、卓契順等原本籍籍無名之人。此外，無須多言卻又不能不言的，當然還有他與子由的手足厚誼，對諸子的舐犢深情。通過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令人感受到東坡待人一以貫之的至情至性。
主張創作、欣賞活動中的切身體驗。《詩話》“題淵明詩”中以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為例，分別從創作者、鑒賞者兩個方麵指出了切身體驗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隻有親身經曆過躬耕生活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詩句，才能欣賞這樣的詩句；同時也突出了詩人胸襟的重要性，指出胸襟直接決定著情感的價值取向，進而影響到體驗的深入程度。此外，如“書子美雲安詩”強調了讀者欣賞過程中自身經驗所能夠發揮的作用，“自記吳興詩”則現身說法，強調親臨實境對創作的重要意義。幾則角度不盡相同，但對切身體驗的高度重視是一以貫之的。
除以上正麵主張外，蘇軾對古今詩人創作中出現的一些瑕疵或錯誤傾向明確表示了自己的不滿或遺憾，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美學傾向。例如《補遺》之四、五分別對杜默、貫休的詩進行了指責，所針對的是他們過分追求“狂怪”、以粗率淺俗為“豪”的做法。又如他反對一味地“好奇新”（《詩話》“題柳子厚詩”、《補遺》五十），並據此譏嘲黃庭堅詩會令人“發風動氣”（《詩話》“書黃魯直詩後”之“又”）。對晚唐司空圖的詩，蘇軾充分肯定其有“味外味”，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指出其存在著“寒儉有僧態”的弊端（《補遺》五十七），可見他對境界局促、格局狹小、意象單調的作品是非常不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