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顆水珠也許是渺小的，但當它彙合成小溪的時候，彙合成江河的時候，彙合成大海的時候，那就力大無窮！
前麵說的是有形的隊伍。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一支無形的隊伍，這支隊伍的集合和前進，不是像連隊緊急集合和行軍那樣彰顯，它在日常的生活裏，它在我們的感覺中，但它是確確實實存在的。這是一支平凡而偉大的隊伍，這支隊伍就是我們在其中鍛煉成長的人民解放軍，這支隊伍就是我們從事革命事業的龐大隊伍，這支隊伍就是我們互相關愛、團結一心的人群。在這個隊伍中，我們也許是渺小的，也許是微弱的，但我們不會輕易地掉隊，隻要、隻要你是在隊伍裏……
雷鋒的三月
三月是屬於雷鋒的。雷鋒與三月，有如晨陽和朝霞那般親密。
遙想1963年3月5日，發表了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雷鋒同誌學習，舉國上下，春風浩蕩。我迅疾地寫了一首小詩叫《雷鋒的胸懷》，發表在當年三月六日軍區的《前進報》上。注意，是三月五日的第二天啊！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是雷鋒犧牲一周年的日子，就在這一天，《前進報》發表了我寫的一首《小樹苗已經長高》，詩前小序寫道：“去年八月十五日，我們聽到雷鋒犧牲的消息後，無限悲痛，在山坡上栽下一片小樹苗……”詩中說：“一年了，小樹苗／已經長高。／在山半腰，／像一片綠的波濤！／／看著你呀，／雷鋒在微笑。／我們一年來的成長，／快向雷鋒報告……”
是的，我在連隊的成長，我從事詩歌創作的曆程，都與雷鋒息息相關，都與三月密不可分。
我曾寫過許多歌頌雷鋒的詩歌和其他文藝作品。最令我今生難忘的是，我被調到軍區機關工作之後，竟有幸成為陳廣生的部下。陳廣生何許人？陳廣生是雷鋒真正的戰友。雷鋒入伍到部隊第一天，團裏召開歡迎新戰友大會，就是陳廣生主持的；雷鋒活著的時候，陳廣生就曾坐在雷鋒開的車副駕駛位置上采訪雷鋒，還曾把雷鋒召到團戰士業餘演出隊工作了四十天。他寫過雷鋒的事跡材料，寫過雷鋒的報告文學；在雷鋒因公犧牲後，是他受團政委指派，籌開了雷鋒的追悼會，舉辦了第一個雷鋒烈士事跡展覽，寫出了在《撫順日報》連載的宣傳雷鋒的長文，寫出了第一本《雷鋒的故事》。他曾主動請纓到雷鋒的故鄉去搞“社教”數月，為的是了解到雷鋒更多的情況；他還到雷鋒入伍前工作過的鞍鋼和弓長嶺采訪，接觸到能接觸的雷鋒的親人、同學、同事、戰友、領導數百人，撰寫了十幾本有關雷鋒的書，為青少年做雷鋒事跡報告數不勝數，他是雷鋒精神的傳承者，是播撒雷鋒火種的人。
那一年的三月，我和陳廣生應約，合作撰寫了雷鋒電視連續劇劇本，後來又改寫成長篇傳記文學《雷鋒》，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啊！雷鋒，三月，春風……
三月，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節。雷鋒溫暖的笑容，凝固在春天的三月。我一直記得一九六三年的三月，我在連隊當戰士，偶然地從一張《中國青年報》上讀到詩人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捧讀再三，興奮、喜悅之情一時難禁！每天的晚上，我肩槍走在通往哨位的夜幕下的小路，默默背誦這首我喜愛的長詩：“人，／應該／怎樣生？／路，／應該／怎樣行？……”幾百行的詩句我可以一句不落地背出，那種快樂，也許隻有我頭頂的星星月亮能夠知曉吧。1965年我在北京開會近距離地接觸到了賀敬之這位我久仰的詩人，後來又有無數次向他請教的機會。他曾在1972年贈送我一本載有長詩《雷鋒之歌》的《放歌集》，我始終視為至寶。2004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賀敬之文學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討會”，在會上，我又一次聆聽到人們熱烈地稱頌並激情地朗誦這首《雷鋒之歌》。啊，雷鋒，你因美好的三月永久地定格在春天；三月，你因雷鋒燦爛的笑容而變得更加絢爛和美麗！
八十年代的某年三月，我寫了一首歌頌雷鋒精神的詩，標題叫做《三月的風》，當時健在的著名表演藝術家王秋穎在詩歌音樂會上朗誦了這首小詩。我在詩裏明確表示了我不希望“雷鋒”三月來了四月走，不希望三月的風隻是一陣風；我希望春風永駐，讓雷鋒活在春夏秋冬！
今天，我要說，雷鋒是和諧社會的和諧人、和諧軍營的和諧兵，我說這個話，一點也不是追風、硬貼，而是今天的我們對雷鋒全部言行的一種追認。雷鋒永不“過時”，雷鋒真的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時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缺少、不可忽略的。
青春，熱血，壯懷激越，啊，我們雷鋒的三月！
一張“五好戰士”獎狀
假日裏，我翻找出許多“寶貝”，都是陳年的一些書本、紙頁、照片。這張“五好戰士”獎狀使我自然而然地憶起從軍之初的許多往事，憶起人生青春時光那些最精彩的日子！
我是1962年7月來到部隊的，這張獎狀是對我到部隊第一年各方麵表現的一種肯定。
我從小就向往軍營生活，在學校集體生活中也得到了鍛煉，但學校生活與部隊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比起來還相去甚遠。到部隊後，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節律。我與戰友們相處很融洽，很和諧，心情是無比愉快的。每天早操要求動作迅速，特別是緊急集合，要在半夜睡夢中醒來，摸黑起床穿衣打背包，把水壺和手榴彈紮在腰帶裏，把槍橫在背包上，忙活得有點喘不過氣兒！射擊，投彈，隊列，行軍……各種訓練對於一個新兵都是第一次，我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向老兵請教，很快就掌握了各種軍事科目要領，打靶成績很好，10槍95環，而投彈總過不了關，這是要勁兒的活兒。當時我身單體弱，胳膊無力，總也投不遠，可我就不信這個邪，早起晚睡地練，把幾枚教練彈投過來，扔過去，直到欣喜地過50大關，投到58米，取得優異成績。我們部隊到吉林某地進行國防施工，打可以隱藏飛機的山洞子。每次爆破後，大量的石塊需要運出去，戰士們手持大鐵鍬，把大小不等的石塊撮到“軲轆馬”即小鐵車裏，我撮不動，就雙腿跪在地上撮，一鍬一鍬，怎麼累也不喊累，堅持撮到最後。山洞被複需要大小一致的小石塊，我們就搶大錘，把一塊塊大的石頭砸成小石頭。一天砸八個小時，石碴崩得身上到處是傷。我在日記中寫道：“起床哨子把我從酣睡中喚醒。……兩個臂膀像脫了臼一樣疼，手指像腫了一樣脹，但疼脹得舒服。……剛來這裏時對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畏懼，已經全然消失了，我已初步感到了勞動的快樂和幸福……”記得在大山裏砍柴，每天要搶先進山，一次比賽，我在全連百八十號人中是第四個進山的，速度不慢，就是拖柴下山時經常被體力強的戰友落在後頭。我也不示弱，盡量讓自己多背一些，扛著樹條子下山，肩膀壓腫了，也不覺疼，也要往前爭，多次被連領導給畫雙紅圈兒。並不是為這雙紅圈兒，而是自覺培養意誌、毅力、耐性，培養一種力爭上遊的人生狀態。
在業餘時間裏，我讀書，寫作，給軍內外報紙投稿，報刊上時常發表我寫的反映連隊生活、戰士情感的詩歌，大家朗誦，品評，這成為我和戰友們獨特的快樂的精神生活。我心中的榜樣就是抗戰時期的詩人陳輝，他寫了那麼多優美的詩作，卻在一次與敵人遭遇時拉響了腰間的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了。他的詩和他的人，是我終生學習的楷模。
我在當年的本子上寫道：“我，如熾地熱愛生活。我，癡心地勤奮寫詩。在火熱的鬥爭中，我牢記著我的筆和墨。在寫詩的時候，我沒有忘記我是一個戰士。”
我這個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被聘請為部隊駐地吉林省東豐縣第一中學的校外輔導員，經常去給同學們講課，做報告。我還參加了團戰士業餘演出隊，不僅擔任編創任務，寫劇本，寫朗誦詩，寫快板，還學會打揚琴，扮演劇中角色上台表演。隻要是部隊建設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就盡全力去做好。
身心健康是我的追求，積極向上是我的狀態。我當時寫詩明誌：“遠近高低看人生，滿天星鬥一盞燈。燈光強弱憑心火，應將此光照蒼穹！人生之路有盡頭，事業前程無盡休。做鴻毛乎做泰山？願為磚瓦築高樓！”
20歲，獲“五好戰士”稱號，是我漫長軍旅生涯一個良好的開端、嶄新的起點啊！
緬懷
從得知文卿政委去世的噩耗那一刻起，便時不時地想到與他接觸的印象。那印象是那樣深刻和清晰……
李文卿政委山東牟平人，1930年生，1945年參加革命工作，1947年入黨。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長時間為傳奇將軍許世友當秘書，並出版了一本書《近看許世友》，這本書他曾簽名寄贈與我。
文卿政委是1985年從南京軍區某軍政委調到沈陽軍區任政治部主任的。他來沈陽時，我正在創作室任副主任。那年年終總結時，他來到我們創作室，與大家促膝談心。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有軍區常委參加我們創作室的年終總結。他當麵答應幫大家解決一些創作室自己難以解決的問題，如車輛問題，下部隊采訪旅差費問題，還有作家和畫家每年購買所需資料的費用問題。他說他願意與大家交朋友，願意為大家提供服務和幫助。
記得1989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胡世宗詩選》時，時任軍區副政委的李文卿首長為我這本書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說：“世宗同誌創作態度是嚴謹的。他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詩人。我認為，置身軍營的詩人、作家都應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就是說，要對我們所處的曆史時代有清醒的認識，並明確自己肩上的責任。我這裏說的‘使命’，不是那種‘緊密配合時事、‘緊密配合中心工作’的小‘使命’，而是關係到軍隊、國家，民族乃至人類命運的大使命。隻有具備了這種大使命感，我們的作品才有可能破除平庸之氣，掃蕩淺薄之風，才有可能獲得較為長久的生命力，也才有可能具有較高的思想藝術質量。”他還說：“我認為，作為在東北軍營生活和工作的部隊作家，應在東北這塊土地上站住腳，應盡多地熟悉這塊‘凍土’。可我們又不能坐井觀天。坐井觀天，天隻有井那麼大。中國大著呢！世界大著呢！我主張詩人、作家凡有條件都應到外麵去跑一跑，看看改革開放搞得好的沿海城市和地區，看看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和多姿多彩的人民生活，包括去看看祖國的名山大川。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其他的人不可攀比。”他還多次公開地說：“對於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來說，沒有‘遊山玩水’之說。”這話說得非常精辟。
文卿政委對從事創作的人十分器重，我們曾多次到他家聊天。他在醫院住院時，曾召集我和創作室主任王中才以及主管文化工作的部長朱亞南到他那兒談話，他希望我們采取更具體的措施到生活中去，了解和熟悉我們的軍營，了解和熟悉我們這塊黑土地。我們遵從他的建議，開始了六作家騎自行車走東北邊防兩個月的活動。當時白山自行車廠曾要讚助我們幾台自行車，我們覺得這樣可以省幾個錢；他說不必，我們自己買，要買好的車子。他還親自打電話給我們聯係騎車到蘇家屯一家軍工企業去采風，他說這等於你們長途旅行的一次短途演練。我們創作室的“自行車筆會”，整整把黑龍江邊防走了個遍，走了沿江前線40多個連隊和哨所，收獲頗豐。我們結束旅行回到佳木斯時，他正在那座城市參與籌備全國雙擁工作會議的事，他率領當地駐軍的領導親自為我們接風。在他的倡議和支持下，我們與南京軍區後來又與廣州軍區的作家們進行了南北文學交流活動，這一活動在全軍文學界影響深遠，開了軍隊作家跨軍區、跨軍兵種交流的先河。南京軍區作家來沈陽時，他親自出麵接待，並通報了軍區劉精鬆司令員和宋克達政委一並到場。我們到南京去之前，他又親自給我們聯係了南京軍區的政委和主任出麵接待我們。
文卿政委平易近人，親切和藹，我們在他麵前無拘無束，可以隨便說自己心裏想的話。
後來他調到國防大學任副政委和政委。記得一次我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修改書稿，他聽說之後，讓唐秘書聯係我，並派車接我到他辦公室說話。還有一次，我兒子海泉在北京創業，我到北京開會並看望兒子，文卿政委和老伴傅瀚青大姐在國防大學與我們父子倆共進了晚餐。對我，對我兒子，都說了許多鼓勵的話。
200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八卷本、408萬字的《胡世宗日記》，他聽說後，立即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我到了北京出席這套書的座談會，軍區一些在京的老同誌，如朱亞南、朱光鬥、王文傑、王玉祥、孫義良……等聚會時，都希望見文卿老首長一麵，那時他身體正在病中，我打電話說了大家的心願，他立即答應出席。他與大家見麵時仍是那麼和藹可親。我把我的書送給了他，他回去看了一些後，又打電話給我，說這套書記錄的軍隊和中國文壇很多重要的活動和人物，是難得的寶貴的曆史資料，要查我們軍區的文化工作史，看這日記會有很多幫助。他給了我極大的鼓勵。
文卿政委離開了我們，我內心充滿了悲痛！我與軍區畫家聶義斌商量，寫了這樣幾句話，用我們倆的名義發給了國防大學李文卿政委治喪辦公室：
“國家的上將、軍隊的棟梁、儒雅的領導、部下的兄長——李文卿，永遠活在我們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