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基本上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起來的。韓愈等人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後，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於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麵，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於通俗化，這兩種趨勢也得到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詞這種新詩體，到宋代達到了巔峰狀態。戲曲、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於抒情而短於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麵，並為後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矗從整個文學史的大視角來看，宋代文學與中晚唐文學屬於同一發展階段，它是中古文學第二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元代的曆史是比較短暫的，但元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卻有劃時代的意義。從元初到明中葉，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三段。在這一段文學史中，最明顯的是，敘事性文學第一次居於文壇的主導地位。作家與下層人民的聯係更加密切，文學創作贏得了更多的觀眾、讀者，在社會上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同時，群眾的接受情況，又製約著文學的創作，促進了作家審美觀念的變化。凡此種種，都表明元初是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
一、高度繁榮的文化及其對詩文的影響
公元960年，後周世宗柴榮病死後，恭帝年幼，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權，乘機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王朝。此後20年間，宋王朝先後平定了南方的後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麵，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鑒於中唐以來藩鎮強盛、尾大不掉的曆史教訓，宋王朝決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封他們為僅有虛銜的節度使，從而根除了將領擁兵自重乃自割據叛亂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文臣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他們成為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這些措施有力地加強了君權、同時也使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他們以國家的棟梁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
理學在元明清時期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後半個世紀以外，理學並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認。理學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階層主體意識的理論表現，如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即自矜掌握了古聖相傳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楊萬裏等文士也熱衷於講道論學。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懷有比較自覺的衛道意識，並積極地著書以弘揚己說，摒斥異己。在北宋後期，即有王安石與司馬光、二程等人的新學、舊學之爭，而舊學內部又有以蘇軾為首的蜀學與以二程為首的洛學之爭，以及朱熹與葉適、陳亮之爭。翻開宋人的文集，幾乎總能找到論學的文章，有時這種議論還旁溢到詩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從宋初的柳開、穆修開始，宋人對文道關係反複地進行論述。他們的具體看法雖然不盡一致，例如柳開、石介等人的觀點矯激偏頗，而歐陽修的觀點則平正通達，但在總體傾向上，都對“文以貫道”的思想表示認同。“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占據著統治地位，例如蘇軾的蜀學被程、朱視為異端，但蘇軾的文道觀實質上與“文以載道”相當接近，隻是他所認可的“道”的內容比較寬泛而已。“文以載道”說其實是一種價值觀，它把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置於審美功能之上。這種觀點如果推向極端，即是“作文害道”，從根本上否定文學。雖然對於多數宋代文學家來說，在強調“道”的同時，並未放鬆對“文”的追求。但宋代詩文的說教意味顯然比唐代濃厚，這不能不歸咎於“文以載道”說的流行和影響。
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印刷業和教育事業都有空前的發展。印刷業雖然在唐代已經發明，但印刷業的繁盛卻始於宋代。宋代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等以私人藏書為對象的目錄學專書到宋代才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標誌。與此同時，學校的數量和種類也大量增加。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學校也日益興盛。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等四大書院，其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這樣，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學術修養的提高，無疑會使作家更善於深刻地思考社會和人生，也更善於細密周詳地進行議論。
宋代的文學家普遍關注國家和社會。宋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被視為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反映社會、幹預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詩以摹寫民生疾苦而聞名，韓愈、柳宗元的古文則以反映時事政治而著稱。宋代的文學家繼承了這種傳統，描寫民瘼或抨擊時弊成為整個文壇的創作傾向。雖然宋詩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別”和白居易“新樂府”那樣的名篇，但此類主題在宋代詩壇的普遍程度卻是超過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詞人”而聞名的柳永也寫過刻畫鹽工悲慘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專重藝術的詞人周邦彥也作有諷刺宋將喪師辱國的《天賜白》。社會政治功能的加強，使宋代詩文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剛健的骨力。其負麵影響是嚴肅有餘、靈動不足，有時還因過於注重社會性而削弱了個體抒情的意味。
上述曆史背景對宋代文學的另一個影響，是詩文中議論成分的加強。 表達政見也好，弘揚學術也好，最直接的手段當然是議論。而“文以載道”的價值觀，也必然導致把議論視為寫作的目的。宋人之喜愛議論堪稱前無古人。以表達政見的奏議文為例，宋人的作品總數遠遠超過唐人，而且單篇奏議的篇幅也大大地擴展了。即使是那些傳統上不宜說理的題材，宋人也照樣能大發宏論。例如亭台記一類古文，唐人皆以寫景、敘事為主，而蘇軾的亭台記文卻幾乎篇篇都有議論。議論不但充溢於各體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現在詩歌之中。過多的議論會削弱詩歌的抒情功能，例如理學家的詩歌往往變成了押韻的語錄；但適度的議論則為詩歌開辟了新的題材範圍和美學境界，像王安石的詠史詩和蘇軾的哲理詩便得益於議論的成功。宋詩所以會形成與唐詩不同的重意傾向，議論成分的增強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憂患意識與愛國主題的弘揚
儒家強調個體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應有社會憂患意識。宋代的士大夫發揚了這種傳統。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國家主人公意識十分強烈，他們以國家天下為己任，密切關注國家的隱患。範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風範。其次，宋代的國勢不如漢、唐那麼強盛。 北宋開國之初，北方被石晉割讓出去的燕雲十六州仍然歸遼人統治，而南方曾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州一帶已屬於越李朝的版圖。到南宋，更是偏安於淮河、秦嶺以南的半壁江山。宋帝國的軍力比較孱弱。宋代兵製把軍隊分成禁兵、廂兵等類，而具有實戰能力的隻有禁兵。朝廷為了防範叛亂，把禁兵的大部分駐紮在京城，而且常常調防，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樣，宋軍與外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從北宋開國到南宋滅亡，宋王朝始終處於強敵的威脅之下。宋代雖然經濟相當發達，但由於對內的冗官冗費和對外的巨額歲幣，農民負擔沉重，財政時有困難。麵對嚴重的內憂外患，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深沉的憂患意識，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學來歌功頌德。早在宋初，已出現了路振的《伐棘篇》、王禹偁的《對雪》那樣憂念國計民生的詩作。宋代作家在表達個人抱負時，也相當拘謹、收斂。王安石是宋代政治自信心最強烈的人，自述其誌時自稱才疏學淺，口氣遠不如李、杜之狂傲。此外，宋代的思想控製比唐代嚴密得多，又不斷發生激烈的黨爭，士大夫因作詩而得罪的情況屢有發生，他們作詩諷世或述懷時就顧慮較多。後人讀宋人的詩文時，很容易感受到嚴謹、平實、細密、深沉等特征，卻難以發現唐人那種天馬行空、氣衝鬥牛的昂揚氣概。宋代詩文的現實意義很強，但缺乏唐代詩文中的那種瀟灑浪漫氣息。這都與宋人深沉的憂患不無關係。
深沉的憂患意識，又造成宋代文學中愛國主題的高揚。愛國主題是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每逢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這類主題便會放射出異彩，從屈原到杜甫的文學史實已經昭示了這種規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間外患不斷。漢、唐都亡於國內的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而北宋和南宋卻亡於外族入侵。這樣，宋代的作家就勢必對愛國主題給予格外的重視。
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侵擾邊境，宋王朝無力製止，就以每年供給巨額財物的條件求得妥協。這種屈辱的處境成為士大夫心頭的重負，也成為詩文中經常出現的題材。從王禹偁的《唐河店嫗傳》、蘇舜欽的《慶州敗》到王安石的《陰山畫虎圖》、黃庭堅的《送範德孺知慶州》，以愛國為主題的佳作層出不窮。
從北宋末年開始，更強大的金、元相繼崛起，鐵馬胡笳不但騷擾邊境，而且長驅南下，直至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國建立了非漢族統治的新朝。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抗金、抗元鬥爭中，愛國主題成為整個文壇的主導傾向。山河破碎的形勢、和戰之爭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無法回避的現實。即使是以婉約為主要詞風的薑夔、吳文英，也在詞中訴說了對中原淪亡的哀愁。而崇尚隱逸的“四靈”和行謁謀生的江湖詩人，也寫過不少憂國的篇章。這些作品雖然情調不免低沉，但同樣屬於愛國之作。當然，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陸遊、辛棄疾等英雄誌士的激昂呼聲。正是他們的作品，把愛國主題弘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宋代文學注入了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以陸詩、辛詞為代表的南宋文學，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心聲，而且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從那以後，每當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人們總是會從嶽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這是宋代文學最值得稱揚的曆史性貢獻。
三、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審美情趣
北宋建立以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滅佛政策，對佛教采取了保護、鼓勵的措施。僧尼人數迅速增加，中斷已久的譯經重又開始，並先後五次大規模地刻印佛經。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擊的各種佛教宗派重新興盛起來，尤其是禪宗與淨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禪宗又主動吸收儒、道兩家的思想，並力求適應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禪學時，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由於宋代的儒、道、釋三種思想都從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內心修養轉變，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層麵上有機地融合起來。到北宋中葉，三教合一已成為一種時代思潮。理學家雖然以純儒自命，但他們的性命義理之學其實都以釋、老為津梁。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異於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對傳統的處世方式進行了整合，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個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擠的兩極。前代文人的生活態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隱二途，仕是為了兼濟天下，隱是為了獨善其身。這兩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則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參政的熱情，經科舉考試而入仕是多數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後也大多能勤於政務，勇於言事。然而他們在積極參政的同時，仍能保持比較寧靜的心態，即使功業彪炳者也不例外。因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標，一切事功僅是人格修養的外部表現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雖然比唐人承擔了更多更重的社會責任，也受到朝廷更嚴密的控製，但並不缺乏個性自由。他們可以向內心去尋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去追求經過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態度。宋人有很強的傳統觀念和集體意識，結盟結黨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認同。宋人認為個人的努力和貢獻是整個傳統或整個階層中的一部分，應當受到理性和道德的製約。宋人的個體意識不像唐人那樣張揚、發舒，他們的人生態度傾向於理智、平和、穩健和淡泊。蘇軾暮年貶往荒遠的海南，也不戚戚於個人憂患，食芋飲水，吟詩作文，創造出了他文學業績中最後的輝煌。與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範式更加冷靜、理性和腳踏實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動，而臻於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為藝術極境。這些特征都植根於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態度。
宋代文人的審美情趣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禪宗原是充分中國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開創的南宗禪，經過南嶽、青原一二傳以後，越發將禪的意味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隨緣任運的人生哲學。宋代的禪宗更以內心的頓悟和超越為宗旨，輕視甚至否定行善、誦經等外部功德。與此同時，宋代的儒學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宋儒弘揚了韓愈把儒家思想與日用人倫相結合的傳統，更加重視內心道德的修養。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塵、與俗俯仰的生活態度。在他們看來，生活中的雅俗之辨應該注重大節而不是小節，應該體現在內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斷酒肉，隱居也無需遠離紅塵。隨之而來的是，宋人的審美態度也世俗化了。他們認為，審美活動中的雅俗之辨，關鍵在於主體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質和情趣，而不在於審美客體是高雅還是凡俗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