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報道與以往一些醜化中國的報道大相徑庭，有的甚至過高評價了中國的實力，有失實之嫌。在西方社會，如此熱捧中國的人大體可分為四類：
一、西方世界的友好人士
他們一向希望中國早日強大起來，現在看到“中國速度”，打心眼兒裏感到高興。他們充分肯定中國的成就和國際貢獻，但有時難免帶有一些主觀願望和浪漫色彩，有些評價實際上是過譽了。
二、西方的務實派和“知華派”
他們或出於政治考慮，或出於經濟需要，或出於獨立的觀察研究，認為“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強調“中國崛起”並不一定意味著發達國家的衰弱，主張與中國合作，尋求共贏。
三、受冷戰思維和傳統觀念影響較深的人
他們以意識形態和西方價值觀劃線，始終把中國列為“另類”和潛在對手。這些人一般都主張對中國采取“接觸加遏製”的政策。
四、一向頑固的反華派
這些人本來對中國就充滿敵意，現在更是神經緊張，視中國為他們“霸權永續”的“最大威脅”和“挑戰者”。一些美國反華派最為典型，他們反對與中國合作，說中國的繁榮是“美國財富的轉移”，主張對中國進行“先發製人的遏製”。
第三種人和第四種人大肆表揚中國，基本可以被認為是“捧殺”。稱之為“捧殺”，是因為在這些“熱捧”背後往往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對中國的發展危害很大。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華裔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黃靖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說，曆史經驗表明，當一個大國崛起而變得強大的時候，勢必要尋求霸權，要求重新瓜分勢力範圍，挑戰原已處於霸權地位的國家。過去的德國和日本如此，現在的美國也如此。隻有中國是個例外，它是靠加入世界體係來完成的，中國並沒有另起爐灶。於是西方很多人就認為中國是在“搭便車”，就像二戰以後的日本一樣。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老“搭便車”，作為現行國際體係的既得利益者，中國必須負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
美國智庫專家黃靖“捧殺”背後的“國際責任”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麵：
第一，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西方認為既然中國富起來了，就應該“少享福”，在國際問題上更多地出錢出力。例如，近期有報道稱，世界貿易組織可能會對發展中國家重新排定座次，一旦采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方法（該方法認定中國人均gdp已達4580美元），中國將被視為發達國家，不再享有原來的許多優惠待遇。此外，世界銀行也一再聲稱中國“已經畢業”，將不再是世行貸款的受援國。黃靖解釋說，中國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擴大援助，在印度洋大海嘯中的表現都說明，中國正在積極回應這種責任。國內經濟專家也指出，購買力平價作為一種經濟學統計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麵，但是由於不了解中國國情，許多西方專家通過購買力平價計算出的中國gdp是不科學的。
第二，開放金融市場方麵的責任。西方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取得很大進步，但金融市場的獨立性還很不夠。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製，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西方一再要人民幣升值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實際上，這種要求有一定的危險性，許多發展中國家向西方大開金融之門，導致經濟受製於人。
第三，道義上的責任。西方想讓中國逐步按照它們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如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於2005年9月明確提出中國應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使得“中國威脅論”轉向“中國責任論”。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危機管理與對策中心主任達巍認為，“中國責任論”的提法原則上沒錯，也符合中國政府承擔國際責任的一貫政策，但有兩個問題：一是“度”的問題，即中國負責任的國際事務範圍究竟應該有多大，是全球性的，還是中國自身利益相關區域的；二是責任由誰來定，中國對責任有自己的標準，我們所負的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美國所指的責任，也就是說在承擔更重要的國際責任的同時，我們不能放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