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事新談》的寫作背景是：抗戰勝利後不久，鄭振鐸和馬敘倫、林漢達、許廣平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抗爭。1946年，作為一位傑出作家和編輯的鄭振鐸在自己擔任主編的這份雜誌的第29—33期，發表了《古事新談》，共24則先秦和西漢故事，除了《囤積居奇》《錢幣與糧食》來自《鹽鐵論》，其餘22則全部改寫自《史記》。
《古事新談》不僅僅編寫經典老故事，還在部分篇末發了一句直截了當的議論，例如第1篇“秦政焚書坑儒”最後的議論是：“難道今天還有學他樣子的人？”第19篇“公儀休不受魚”最後的議論是：“今日有不與民爭利的官麼？”理解這些故事和議論的針對性，我們可以參看他同期發表的《把主人當作了什麼人？！》（1946年5月25日《周報》第38期）：
中華民國的主人們，何曾做過一日的主人呢？
……民主不是賜予的，是要爭取的。不爭取，便不會有民主政治的實現。賜予的民主，決不是真的民主。我們人民們很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積極奮起的向爭取民主的大路上走去。前途的絆腳石還多極多極。但不用怕，一個個的把他們搬移開去便好了！但要有勇氣，有耐力去搬移。
……爭取民主，爭取人民的基本的權利與自由，這是今日一切政黨的目標，更是某一個政黨裏進步分子們所應盡心致力於此的假如那個政黨還想存在下去的話。
這些匕首般的議論正是古事值得新談的意義。所有曆史故事，重新講述的價值就在於對思考當下問題有所啟發。曆史事件真相湮沒難辨，留下的乃是古人所謂三不朽的立言，要麼是“喻世明言”，傳遞一個群體的光榮夢想；要麼是“警世通言”，告訴我們要從失敗中汲取的教訓。本書第一編《民族文話》和第三編之《桂公塘》《風濤》《黃公俊之最後》，屬於“喻世明言”。本書第二編《古事新談》和第三編之《毀滅》，屬於“警世通言”。
莊子有所謂得意忘言，為了這個警醒世人、曉諭世人的“意”，故事本身的真實性都不是那麼重要。例如黃公俊，根據羅爾綱的考訂，太平天國根本沒有這個人（羅爾綱於1934年12月在《大公報》上發表《讀太平天國詩文鈔》）。後來南社詩人胡懷琛也在上海《時事新報》承認自己為了反對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個太平天國叫黃公俊的人寫的詩文。
本書幾乎囊括了鄭振鐸所編寫的中國曆史故事。他們均有關乎民族存續和民生抗爭重大指向，是作者在我們民族麵臨危機和轉型的時候，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氣而講述的故事。至於1957年，鄭振鐸還寫出以屈原為主人翁的《汨羅江》，因為其寫作背景和以前大不相同，本書就割舍了。作者另有《取火者的逮捕》等古希臘故事的演繹，歌頌普羅米修斯盜火的反抗精神，毫無疑問也是一樣有所寄托的，有心讀者可以參照看，但不是本書編選範圍，所以也割舍了。
《古事新談》的寫作背景是：抗戰勝利後不久，鄭振鐸和馬敘倫、林漢達、許廣平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抗爭。1946年，作為一位傑出作家和編輯的鄭振鐸在自己擔任主編的這份雜誌的第29—33期，發表了《古事新談》，共24則先秦和西漢故事，除了《囤積居奇》《錢幣與糧食》來自《鹽鐵論》，其餘22則全部改寫自《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