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話》的大家風範，還表現在一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觀點。其中最精彩的要數對曹操和諸葛亮的評價。書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辯誣》，篇中最後說：“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麵，也有其光明麵的。其光明麵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這兩種美德，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全備了的。他們都是文武全才。”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史學界出現了圍繞替曹操翻案問題的大討論，並由此引起了史學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而《三國史話》出版於1943年，早於那場大討論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評價，至今仍是學界的主流認識。對諸葛亮的評價也是如此，其公忠體國、鞠躬盡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佩。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有人出於吸引公眾眼球的目的，企圖把諸葛亮說成曆史罪人，但始終沒有引起多大反響。
求真求實是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曆史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真諦。呂先生在《曆史和文學》一篇中指出：“古人的環境我們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會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們決不能全了解，也不至於全不了解。所以解釋古事、批評古人，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不過要很謹慎，限於可能的範圍以內罷了。謹守著這個範圍，我們能說的話，實在很少。然在這些少的話中，卻多少見得一點事實的真相。其意義，要比演義等假設之以滿足人的感情的，深長得多。滿足感情固然是一種快樂，了解事實的真相，以滿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嚐不是一種快樂？”分析曆史問題謹守可能的範圍，做出結論要謹慎，寧肯所說話少而真，也不為滿足主觀情感需要而長篇演義和假設。這不也體現著史學大家的風範嗎？
《三國史話》是一部通俗曆史讀物，然而通俗中卻包含著淵博的知識。例如《宦官》一篇，作者首先從解釋“宦”字入手，根據先秦典籍《禮記》的記載，指出“宦”字開始並非指被閹割之人，而是與學有關。“宦”字的古義，是“學”和“仕”，而“學”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為在古代，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從其辦事的一方麵說，就是仕；從其學習的一方麵說，就是學。”後來出現了在辦事機構中或無所事事，或隻為長官辦私事的現象，等於是養閑人，於是“宦”便有了“養”的意思。皇帝所養的辦事之人，便是宦官。在東漢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閹割過的人；隻是到光武帝之後，宦官才悉用閹人。這個論述過程，不僅需要廣博的史料運用，還需要運用訓詁學手段。研究古書中詞義被稱為訓詁學，其特點往往與艱深枯燥連在一起。而呂先生卻把文字訓詁運用得生動活潑，使人讀起來既長知識，又興趣盎然，非史學大家很難達到這個高度。
《三國史話》的大家風範，還表現在一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觀點。其中最精彩的要數對曹操和諸葛亮的評價。書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辯誣》，篇中最後說：“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麵，也有其光明麵的。其光明麵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這兩種美德，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全備了的。他們都是文武全才。”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史學界出現了圍繞替曹操翻案問題的大討論，並由此引起了史學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而《三國史話》出版於1943年，早於那場大討論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評價，至今仍是學界的主流認識。對諸葛亮的評價也是如此，其公忠體國、鞠躬盡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佩。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有人出於吸引公眾眼球的目的，企圖把諸葛亮說成曆史罪人，但始終沒有引起多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