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鹽城，在一排排麵目相同的樓房中我已經不能準確地辨認我父母的家。鹽城我回得很少，因此對我來說變化是巨大的。記得讀過一本書，裏麵寫到一個人乘火車回到家鄉，腦子裏的火車站還是三十年前的景象。我循著記憶翻了幾本書，但是沒有找到出處。我到鹽城的感覺大致與這個人相似。回去的當天媽媽陪我去了我讀書的中學，還特意去看了我們以前的家。中學大體還是原來的模樣，至少仍是中學這一點沒有改變。裏麵多了許多新的建築，而我看過之後就忘記了。
現在我閉起眼睛，學校還是從前的樣子，教室、操場、圖書館、花園、走廊、池塘、涼亭……還是我上學時的模樣，那是我的學校，它頑固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無論現在是否建設得更加美麗和實用。而我們從前的家連房子都拆掉了，那片地方被開發商蓋起了一座座的樓房。那條蜿蜒的小河已經填上，上麵砌了一道圍牆。原來疏闊、通透的住宅區被弄成了一個院子，就像我們大中小城市裏無數的家屬院一樣，擁擠、逼仄、灰頭土臉。我實在沒興趣走進去看一看。
家後麵原來天高雲淡空曠無比的體育場也不見了，同樣被“開發”成了一座座間距極小的樓房，火柴盒式的建築，說不定那些鴿子籠裏還住著老少三代人。正是晚飯時分，炒菜的油煙從許許多多個廚房裏飄出來，在街道上擴散。我想如果沒有記憶，這一切世俗、熱鬧也許還說得上親切、美好，可是因為我是一個知道“過去”的人，而且正在進行著某種懷舊之旅，我的目光和情緒無疑是挑剔的。在我看來，如果說以前這裏是一隻新鮮飽滿的水果，現在已經被七手八腳製成了果幹。或者說以前這裏是一塊鮮肉，現在是一塊硬邦邦的凍肉，讓人毫無胃口。有時候人類的活動令人生厭，也不光是我的家鄉如此。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將眼前的景物一一複原。
我知道對現實不應該過於苛責，實際上我也正是盡可能地以寬容之心對待一切，雖說常常做得還不夠理想。我也知道對於一直生活在那裏從來沒有離開過的人來說，這些變化的發生是緩慢的，漸進的，就像一個人一點一點地老去，具體到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這種變化微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因而他們是適應的，不像我在乍一看之下覺得那樣的觸目驚心和難以接受。
還好，本質上我還不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況且在長期的生活訓練中學會了麵對現實。而且，在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透視生活表象之下的渴望，這令我似乎拿著一把堅硬的鑿子，可以輕而易舉地剔除生活表層那層鈣化了的物質，直接麵對裏麵柔軟鮮嫩的質地。
換一種說法，這樣的渴望也使我學會了逃避現實的方法，就如同掌握了一門逃生術一樣。我不斷地在心裏構想另一種現實，它不同於現實也不同於夢境，它既是複製又是重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存在過，但我知道如果它沒有存在過，那它一定永遠不會存在。在我看來，所有的作家都在竭盡全力地描述他心中的那一種現實，當然我也不例外。
在我小的時候，總覺得時光過得很慢，生活非常非常平淡。記得上小學那會兒，每天我寧肯繞一點路也要從縣中的大操場上經過，因為那裏住著一個雜技團，小演員們每天在門口的空地上訓練。我看得心醉神迷，常常忘記了時間。當時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成為一個雜技演員，在燈光明亮的舞台上表演令人驚歎的高難度的節目。這個理想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後來我才慢慢把它忘掉。在讀到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的《母親》時，我才對自己幼時的這個理想有了一個明確的理解。《母親》裏的伊麗莎白·威拉德在做姑娘時有好幾年一心想當演員。安德森寫道：
在那些日子裏，這又高又黑的姑娘腦子裏是亂糟糟的。她心裏極不平靜，這表現在兩方麵：第一是一種心神不定的欲望，盼望變化，盼望她的生活有某種巨大而明確的變動。使她愛上舞台的便是這種感情。她夢想參加一個戲班子，漫遊世界，永遠看到新人物，自己也演出一些東西來給一切人民觀賞。她有時在夜裏想得如癡如狂，但，當她設法和來到溫士堡、住在她父親的旅館裏的戲班中人談起這件事時，她卻什麼結果也得不到。他們仿佛不懂她的意思，即使她當真表達出了一些她的熱烈向往之情，他們也隻是哈哈大笑。“不是那個樣子的，”他們說，“就跟這裏的事一樣無聊和乏味。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我和伊麗莎白一樣，非常渴望生活能有某種巨大而明確的變動。不過當時我不會想到其實這種變化正在發生著，而且一直在發生著，從不停止，隻不過需要在時間中加以累積，方能達到所謂“巨大的”和“明確的”。現在，我無疑已經看到了這個結果，盡管它並不是我所喜歡的。除此，對舞台的向往大概是因為不甘寂寞和不滿現狀。舞台就像搭建在生活之河上的碼頭，突出於河麵之上。它是可以名正言順地用來盡情表現的一方天地。而且舞台上的表演凝煉而光彩，所有的節目都是事先反複排演過，熟練到了不會失手的程度的。有什麼比這樣的展示更令人把握十足和充滿快意？況且展示過後還能收獲掌聲與榮譽。不過，有意思的是走南闖北的戲班子裏的人告訴伊麗莎白“不是那個樣子的”，無情地一語道破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