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種不同的中國興趣
19世紀中葉之前，美國詩壇對中國的興趣大都是應和西歐，是回聲之更遙遠的回聲。文獻中有一些零星散亂的提及，甚至有一些中國題材詩歌，很難說構成了一種文學現象。比較文學工作者對此隻能做一些搜奇探幽的工作。
當時中國和美國直接交往幾等於零。中國的太平天國起事（1851-1864）與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幾乎重疊。兩個民族都忙於內爭而無暇他顧，剛半開啟的窗戶被冷落。
另一個原因更重要：真正的美國民族文學，在此時很難說已經成熟。要到19世紀下半期，惠特曼和狄金森才開啟了真正的美國詩風，馬克·吐溫等人才開拓了真正的美國小說。在那之前，美國文學隻是歐洲文學的一個衛星，一個不情願脫離母體的拋出物，而美國文人似乎也滿足於文化殖民地地位，即使標誌著美國文化開始成熟的新英格蘭人文主義（霍桑、梭羅、愛默生），也隻是歐洲思想逸出的旁枝。19世紀末之前美國文學各種體裁，提到中國，多半也是學舌歐洲。
這兩個文化要正麵直接碰撞，才有可能產生更切實的文學影響。
第一次親密接觸，以相當奇特的方式出現：19世紀中期，美國中西部開拓熱潮，大中西鐵路和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加上突發的加利福尼亞淘金熱，急需大量廉價勞動力，而中國內戰迫使南方沿海諸省居民大量外遷，中國移民浪潮卷入美國，使基本歐裔的美國人突然麵對一個全新的文化現實。
從這個時期開始，美國文化人才開始直接注視中國。某些英國人所著關於中國的書開始成為文化圈中的熱門讀物。而美國詩人也開始“翻譯”中國詩。最早有卡魯斯（Paul Carus）和斯托達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的譯本。他們的“翻譯”大都是法德兩國漢學家譯文的轉譯，很難說有多少中國味保留下來。當時歐洲譯者傾向於把中國詩譯出色彩濃豔的異國浪漫情調，讓“文化貧乏”的美國人驚喜。
與之正相反的是，當時進入美國西部並漸漸向中部東部遷移的中國勞工移民，卻讓美國人覺得“色彩灰暗”：誠實，勤勞，狡黠，迷信，他們帶來妓院和鴉片館，怪異的“唐人街”文化。
因此，這時期的中國題材詩，幾乎被撕成互不相關的兩半：一半是“現實主義”的，以中國移民為題材，大量刊印於當時湧現的地方報刊，多半是拿中國人開心的所謂幽默作品，也有侮辱移民的種族主義打油詩，成為當時美國俗文學一個特殊景觀。另一半則是抽象的，書上讀來的中國，用綺麗文字寫入華美詩章，作者多半是“主流文人”，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色彩比較濃。
悖論的是，前一種“俗詩”，粗魯，劣陋，鄙俗，充滿“草根層”偏見，卻是真正的美國本土文學，可稱為“現實主義”；後一種是知識分子的詩，精雅但無生氣，是歐洲傳統的呼應。
有相當多的研究者，以是否“反華人”作為詩的價值判斷標準，就是自找難題做了。
要等到20世紀初“詩歌文藝複興運動”，美國詩歌主流擁抱東方詩學時，才開出一個新局麵。
2.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74）
19世紀文壇領袖之一霍爾姆斯，他的一首詩至今常被人引用。1868年美國傳教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帶領第一個中國使團遊曆西方，兩個中國官員蟒袍紅頂，帶了30名隨從，第一次出現於西方官式宴席，轟動可想而知。霍爾姆斯特別擅長命題作詩應酬。1868年8月他在為使團舉行的宴會上朗誦詩。
霍爾姆斯的這首詩格調傳統，押韻守律，但字順句暢讀來朗朗上口。其主題是兩大民族理想主義式的擁抱——互相開門：
大開吧，你，黃金的門，
向那卷起來的龍旗！
宏偉長城的建造者，
開啟你們的高山防線！
讓太陽的腰帶
把東西方裹成一體。
直到夏斯塔山的輕風
吹動大雪山皎白的峰巔——
直到伊利湖。把藍色的水
融彙入洞庭湖的波瀾——
直到深邃的密蘇裏湖
把水灌入奔騰的黃河——
第一段詩化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第二段頗有一些“殖民輸出”的味道，可能是霍爾姆斯隻是個詩人，或可原諒。但下麵這兩行名句，還是相當真誠的：
我們，夜晚的最後出生者
歡迎你們，曙光的孩子！
可能是為了押韻，謙詞有點過分。不過，他把歐洲文明稱作夜晚，把美國這歐洲文明的最後產物稱為“夜晚的最後出生者”（the evening's latest born），而稱中國人為“曙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morn），不僅詩句漂亮，而且識見過人。
這兩行詩，表明的“地理文化”意識，卻是此後一個半世紀的絕妙預言，而且透露了美國與歐洲傳統（“夜晚”）久合欲分的模糊願望。
3.朗費羅（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19世紀最受讀者歡迎的美國詩人是朗費羅。朗費羅擅長敘事長詩，幾部名作至今膾炙人口，是美國文學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
朗費羅有好幾首中國題材詩。他的詩集《各地方之詩》（Poems of Places）有一組專門寫中國。其中第一首《罕巴魯》（Kambalu，1864）寫的是蒙古軍隊征服中亞，很難說與中國有什麼關係；第二篇《人民的聲音》（Vox populi，1870）其中國背景幾乎沒有仔細構築，隻是借用西歐關於神州（Cathay）的種種浪漫傳說。
第三篇《瓷器》（China Ware，1877），寫的是景德鎮，其中很難說有多少故事情節，卻把製瓷器的工藝過程描寫得很仔細。另一首關於中國的詩《瓷塔》（The Porcelain Tower）寫的據說是南京的一個著名景色，下文將談到。這兩首詩原是長詩《卡拉莫斯》（Karamos）的一部分，朗費羅自己很喜歡，因此重印在《各地方之詩》之中。
4.斯托達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1825-1903）
朗費羅對中國題材興趣強烈，他竟然在自己的詩集中重印了另一個詩人斯托達德的十首“譯中國詩”。上文已說過此人是美國首先介紹中國詩的翻譯者之一，但他的翻譯幾近再創作。他的“原文”大都是西方漢學家翻譯中國經典的散文，有的來源更奇特，例如《好逑傳》中的《以詩為證》。寫中國這樣遙遠陌生的國家，他有權學術上不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