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舜久作小人，親耕於曆丘，恐求中，自稽厥誌，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嗚呼！祗之哉！
昔微假中於河，以複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乃歸中於河。微誌弗忘，傳貽子孫，至於成湯，祗備不解，用受大命。
第一段講到了舜秉持“中”道，成長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得到了堯的認同，最終執掌天下。第二段講到商人的祖先上甲微，他如何修行“中”道，並傳授於子孫後代，直至商湯時得以發揚光大，商人滅夏，“用受大命”。
這些內容，都與前麵我們提到的《尚書》《論語》《孟子》裏的記載相符。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們可以懷疑後人（比如在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的漢代人）對這些書籍內容進行過修改，那麼“清華簡”的出現就證明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它們是確確實實的先秦文物，證實了前麵這些關於“中”道傳承的記載都是切實可信的。
這種用出土文獻來證明傳世文獻真實性的方法，就是最早由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周代的“中”道傳承
“清華簡”中的《保訓》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記錄的是周文王留給周武王的遺言：
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曆，恐墜寶訓。戊子，自水。己醜，昧爽……王若曰：“發，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昔前人傳寶，必受之以（誦）。今朕疾允病，恐弗堪終，汝以書受之。欽哉，勿淫！”
開頭文王召喚的“發”，便是周武王姬發。前麵我們說到的關於“中”道傳承的故事，就是文王對武王最後的諄諄教誨。由此，不難想象周文王本人對於“中”道的重視，也不難想象這段話對於周武王的意義。
與此相似，《逸周書》中也記載了周武王晚年對弟弟周公姬旦的告示：
維王不豫，於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於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於位。
……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於位，實維永寧。”
其中的“克中無苗”“維中是以”是說要做到適中無邪、唯中是用，同樣是在強調要持守“中”道。而周公本人“製禮作樂”，把思想理念落實到了現實的社會治理中。武王與周公，為整個周代文明奠定了基礎。而後來的學者，包括我們今天都能清晰地看到：繼承了前代文明的周，更將“中”的精神與方法擺在了自己文明的核心位置上。
從上麵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到孔子所神往的西周時代，從堯、舜、禹到商湯、文王、武王、周公，中國的往聖對於“中”道有著清楚的認識和一以貫之的堅守。所以我們說儒家推崇中庸之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並非自己的向壁虛構，而是孔子對在他之前的整體曆史文明經驗的準確把握與總結。
昔舜久作小人，親耕於曆丘，恐求中，自稽厥誌，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嗚呼！祗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