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筆寫袁世凱，一直是猶豫不定的。這樣的猶豫，曾讓我持續兩年之久。我的顧慮在於，如果說曾國藩和李鴻章在現今尚有充分結論的話，那麼，袁世凱這個人，從現在到今後的很長時間裏，都是很難評說的。對於袁世凱的認識，是最能挑戰既成曆史觀和道德倫理，甚至是最能挑戰曆史學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麵，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義。
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曆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也是無是無非的結果。人與時代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出複雜的雙重性：當一個人得不到命運垂青的時候，這個人看起來就孱弱渺小，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拋棄；而當時代被賦予某種使命，必須借助於某個人來實現目標時，這個人就會表現得強大無比，仿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似的。以晚清的曆史來看，在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身上，似乎都充分體現了命運的雙重性：當他們為這個時代實現某種願望時，他們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而當他們被這個時代剝奪使命，無情拋棄的時候，他們會變得沮喪孱弱，弱不禁風。隻不過相比較前兩者，袁世凱身上所體現的時代輪轉力量更強——貌似強大的袁世凱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後，立即如懸掛在樹上的一片樹葉一樣，被風雨席卷得無影無蹤。
的確是這樣。比較曾國藩和李鴻章，袁世凱更複雜，更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首先，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影子，中華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諸多特質，在袁世凱身上表現得異常充分；其次，袁世凱還充分地體現了人性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袁世凱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氣場，正與邪的混合；也有陰與陽的起伏。寫作和研究袁世凱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來，我們自以為是的評價標準和方法，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曆史的發展和評價，從來就不像教科書那樣涇渭分明，在很多時候，它總是稠如稀粥，業績和罪惡交織在一起，榮光和恥辱交織在一起，善良和凶殘交織在一起。從袁世凱的經曆來看，這個人從來就不是一個平庸的泛泛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無數個問號和驚歎號：少年時桀驁不馴，像天才，也像頑劣；年輕時，為國家出生入死，青雲直上；在此之後，他勇於創新，練新軍，變軍製，首倡軍事改革，成為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領頭人；他的行事風格雷厲風行、敢作敢為、大包大攬，在那個垂垂欲倒的朝代裏，絕對堪稱一個另類；他勇敢地廢除了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也得罪了一個階層；他在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間，在所轄區大推新政，把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後經濟慘遭破壞的直隸治理為全國的“模範省”……更為重要的是，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順應共和潮流，與革命黨人聯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袁世凱在加強專製集權的同時，大力發展經濟，製定了一係列鼓勵和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經濟方麵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後，他卻昏招迭出，最後竟不顧很多人的反對，甘心墜入一個龐大的陰謀執意稱帝……袁世凱的一生，就這樣充滿驚歎號，也充滿著問號。他的終結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也造就了後來研究者的滿腹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