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周有光先生，您自稱是“百歲學人”，而婉言謝絕了其他一些頭銜如：大師、導師、泰鬥之類。我們這篇訪問記題目叫做“百歲學人周有光訪談錄”可以嗎？
主：可以的。人際稱呼是一種特殊符號，是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符號學的研究對象。有些稱呼本來意思還是好的，屬於“尊稱”“敬語”之類，然而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就逐漸變味了，走向反麵。有些虛假廣告、炒作包裝時的“尊稱”實際上嘩眾取寵、華而不實，反而造成人們反感。有些人缺乏自知之明，妄稱“大師”而適得其反。我覺得我自己還是叫“百歲學人”實事求是一些。
客：您在50歲以前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和銀行業的負責工作，又在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在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到了年屆半百以後，卻改行成為語言文字學家，創立了“現代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又作為《漢語拚音方案》的製定者之一，並主持將《漢語拚音方案》定為世界公認的國際標準。人說隔行如隔山，但是您在經濟學和語言文字學這兩個區別很大的領域都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請問您是怎樣獲得如此成功的?
主：其實，我早年從事經濟學是很自然的，中途改行鑽研語言文字學也是很自然的。20歲左右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攻讀經濟，當時就對語言文字發生了興趣。那個時期，大學的學科分工很粗，隻分文理兩科，不像後來的大學專業分得這樣細；而目學生聽課可以跨係、跨專業。還可以同時選修幾個不同學科的課程。這有很大的好處，就是培養“通才”，學生們掌握的知識麵可以比較廣博，眼界可以比較開闊。缺點是深度不夠，那麼以後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愛好再去深造，做到博而精、一專多能。由於我在青年時代對語言文字有興趣，那時就選學了不少語言學方麵的課程。這樣以後轉行就比較方便。我在20世紀20年代寫了一篇語言學方麵的文章，談的是口語的語法問題，用的是白話文，舉例也是白話文。雖然五四時期已經大聲疾呼提倡白話文，然而實際上大多數文人還是用文言，報刊文章是文言或者“半文半白”。我對語言學、文字學有興趣，就是因為那時產生了文言與白話的分歧。後來，30年代興起了語文現代化運動，我參加了這個運動，做了些業餘的語文研究工作，寫了一些文章。那完全是出於業餘愛好吧。20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在銀行供職20多年，曾和幾個經濟學家在上海主辦刊物《經濟周報》，還曾在光華大學等高等學府講課，抗戰期間在大後方農本局服務，然後到美國擔任銀行的職務。至於50歲以後正式改行，到了北京，從事語言文字學工作，卻是出於偶然的機遇。
客：請問您在半個世紀以前是怎樣從美國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北京的?
主：40年代我擔任中國新華銀行派駐美國的代表，到新中國成立後，我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從美國回到上海，在複旦大學以及上海財經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還兼任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因為業餘愛好，我在1954年花費一年功夫寫了一本《字母的故事》，主要參考國際上的研究成果，普及“字母學”知識，而當時國內還沒有這樣一門學問。1955年國務院召開“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因為我寫過《字母的故事》和一些有關語言文字的文章，周恩來總理就點名要我出席這個重要的全國性會議。通知我這個會要開一個月。上海複旦大學和經濟學研究所也就讓我清假一個月來參加會議想不到開完會以後，國務院成立一個新的部委一級的機構一一文字改革委員會(就是後來的國家語委)，委員會主任是革命老前輩吳玉章，吳老出麵要我留在北京，讓我擔任文改會委員，專門負責漢語拚音研究室工作。當時吳老年紀大，不管正常的實際工作，由胡愈之負責具體事務。他們比我年紀大，我很欽佩他們。我對胡愈之說：搞文字改革我是外行啊．他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你在這方麵有著作、有文章，你怎麼是外行呢?聽了這話我就不好意思再推脫。當時為了建設新中國，知識分子們都很熱情，一心一意為祖國效勞，這樣我就留在北京既來之，則安之，我在文改會邊幹邊學，就這樣轉行了。這一年我整整50歲，到現在又過50年。“活到老、學到老、思考到老”。我在年屆半百的時候，邊幹邊學地從事語言文字工作。到我年屆第二個半百的時候，我又學習新的學問，就是關於世界範圍1人J“比較文化”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