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誌“義禮西學”初探(1 / 3)

首先從其著述性質上講,《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屬於高一誌所謂的“義禮西學”。 他在《修身西學》中的《義禮西學大旨》裏講得很清楚,西學當中所謂“費羅所非亞”,“學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義禮之學” 。進而又說,“二三友人陳性理之學矣,餘進而述義禮之學焉”。高一誌根據中世紀的西方學術分科,將我們今天所說的哲學即“費羅所非亞”分為性理與義禮兩派。而他所說“二三友人陳性理之學矣”,應當指的是已由畢方濟、傅汎際與中國士人合作翻譯過來的《靈言蠡勺》、《寰有銓》與《名理探》。這三本譯著的底本,一般被認為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bra)的亞裏士多德哲學講義。徐宗澤將之理解為,“據高公序中言,此書與二三友人講談之書”。這應該是個錯解。二三友人翻譯西方的“性理之學”在前,高一誌繼而將西方的“義禮之學”介紹進來在後。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三本著述以“西庠”所授“西學”之名傳入中國,究其實則為中世紀神學與亞裏士多德《倫理學》、《政治學》相結合的神哲學。

其次從撰寫的次第上講,《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是係列性的著述,在撰寫次第上先後分明。高一誌在《修身西學·義禮之序》中已經說明,“所貴義禮之學者三:曰身,曰家,曰國”。《齊家西學》卷首也有“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的說法。又據《治政源本第一章》介紹,“修、齊之學已析,次應以治之學繼之,乃義禮之學庶備齊矣” 。《治政源本》其實就是《西學治平》的開篇之作,這一點還有待下文詳論。由此不難看出,從《修身西學》到《齊家西學》、《西學治平》,本著《大學》“八目”修齊治平之次第,撰述井然有序,前後呼應,是一個係統性的工程。

有了以上兩個認識前提,再回過頭來看費賴之、徐宗澤、方豪所提供的有關信息,就令人頗為費解。既然《齊家西學》卷首明言“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為何會出現《修身西學》刻印於1630年,而《齊家西學》卻刻印於更早的天啟四年(1624)的說法呢?徐宗澤還隻是說“是書當刻於1624年後”,方豪則雲“天啟四年(1624)刻”。難免失之武斷。

接下來,對照已經麵世的《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以下簡稱《徐彙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以下簡稱《法圖文獻》),就高一誌“義禮西學”在刻印版本與刻印時間等方麵問題談些個人看法。

10卷本的《修身西學》,今見於《法圖文獻》第一冊,出自“古絳景教堂藏版”。《齊家西學》卷一、卷二,今見於《徐彙文獻》第二冊;卷三至卷五則收在《法圖文獻》第二冊。《齊家西學》卷一、卷二收於《徐彙文獻》,與徐宗澤 “本藏近得原刊二卷”的說法完全相符。加上收在《法圖文獻》的卷三至卷五,正好合成完整的五卷本《齊家西學》。

首先從其著述性質上講,《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屬於高一誌所謂的“義禮西學”。 他在《修身西學》中的《義禮西學大旨》裏講得很清楚,西學當中所謂“費羅所非亞”,“學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義禮之學” 。進而又說,“二三友人陳性理之學矣,餘進而述義禮之學焉”。高一誌根據中世紀的西方學術分科,將我們今天所說的哲學即“費羅所非亞”分為性理與義禮兩派。而他所說“二三友人陳性理之學矣”,應當指的是已由畢方濟、傅汎際與中國士人合作翻譯過來的《靈言蠡勺》、《寰有銓》與《名理探》。這三本譯著的底本,一般被認為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bra)的亞裏士多德哲學講義。徐宗澤將之理解為,“據高公序中言,此書與二三友人講談之書”。這應該是個錯解。二三友人翻譯西方的“性理之學”在前,高一誌繼而將西方的“義禮之學”介紹進來在後。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三本著述以“西庠”所授“西學”之名傳入中國,究其實則為中世紀神學與亞裏士多德《倫理學》、《政治學》相結合的神哲學。

其次從撰寫的次第上講,《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與《西學治平》是係列性的著述,在撰寫次第上先後分明。高一誌在《修身西學·義禮之序》中已經說明,“所貴義禮之學者三:曰身,曰家,曰國”。《齊家西學》卷首也有“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的說法。又據《治政源本第一章》介紹,“修、齊之學已析,次應以治之學繼之,乃義禮之學庶備齊矣” 。《治政源本》其實就是《西學治平》的開篇之作,這一點還有待下文詳論。由此不難看出,從《修身西學》到《齊家西學》、《西學治平》,本著《大學》“八目”修齊治平之次第,撰述井然有序,前後呼應,是一個係統性的工程。

有了以上兩個認識前提,再回過頭來看費賴之、徐宗澤、方豪所提供的有關信息,就令人頗為費解。既然《齊家西學》卷首明言“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為何會出現《修身西學》刻印於1630年,而《齊家西學》卻刻印於更早的天啟四年(1624)的說法呢?徐宗澤還隻是說“是書當刻於1624年後”,方豪則雲“天啟四年(1624)刻”。難免失之武斷。

接下來,對照已經麵世的《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以下簡稱《徐彙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以下簡稱《法圖文獻》),就高一誌“義禮西學”在刻印版本與刻印時間等方麵問題談些個人看法。

10卷本的《修身西學》,今見於《法圖文獻》第一冊,出自“古絳景教堂藏版”。《齊家西學》卷一、卷二,今見於《徐彙文獻》第二冊;卷三至卷五則收在《法圖文獻》第二冊。《齊家西學》卷一、卷二收於《徐彙文獻》,與徐宗澤 “本藏近得原刊二卷”的說法完全相符。加上收在《法圖文獻》的卷三至卷五,正好合成完整的五卷本《齊家西學》。

《法圖文獻》雖然缺收《齊家西學》卷一、卷二,但附錄有“古絳景教堂藏版”字樣的封麵,以及五卷本的完整目錄。而且《徐彙文獻》的前二卷,與《法圖文獻》的後三卷,都是刻印本,內容完整,版式也基本統一。稍事重組,其完貌應該是這樣的:(1)“古絳景教堂藏版”封麵;(2)遵照教規付梓之前必要的訂閱人與值會準印人姓名;(3)總的目錄;(4)卷一至卷五正文。由此則不難恢複《齊家西學》原刊的本來麵目。但遺憾的是,在上述第2條的訂閱人與值會準印人姓名上,兩家藏本的出入很大。《法圖文獻》藏本提供的是五卷本的目錄,所以總題為“耶穌會中同學陽瑪諾、伏若望、黎寧石共訂,值會傅汎際準”。而《徐彙文獻》藏本隻有卷一、卷二的目錄,訂閱人與值會準印人姓名分別放置在卷一與卷二的內容之前,並且緊隨目錄之後,均題有“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鄧玉涵、費奇規共訂,值會陽瑪諾準”的字樣。兩家藏本在訂閱人與值會姓名上如此不統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