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如果幹部官員不作為成為新常態，那麼國家就很危險。應該說，中國步入經濟新常態後，麵臨的挑戰非常多。目前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盡管這種新常態隻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增長階段，進入中速增長階段，而非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國描繪的那種塌方式衰退，但要順利逃脫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和市場必須都要有作為。隻要中國經濟鞏固住、穩定住，就能順利逃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不過，這個過程就要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那麼，怎樣才能使得幹部官員有所作為呢？那就是要執行改革，好好幹活。一些官員對新常態和如何幹活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在他們眼中，反腐敗是和不幹活聯係起來的，既然新常態意味著不能亂作為，那就索性不作為。這種不作為顯然危害巨大。在某種意義上，地方主管官員是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如果在經濟下行時毫無作為，勢必帶來巨大損害。實際上，不作為也是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再者，這種不作為會直接弱化改革，影響全局。
要廣大政府官員所有作為，就要有分權。中央做完頂層設計之後，要執行就必須多條腿走路，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需要中央、地方、企業、社會一起動起來。而目前看來，中央層麵的力度和決心不小，其他角色並無很大的作為。中央政府已經在抑製國企擴張、遏製地方政府債務衝動方麵做了兩件好事，並且在自貿區、行政審批權下放等方麵推進改革舉措，這些都令地方上的改革進展相形失色。各級政府的一些官員不作為、政府空轉的現象，正是令人擔憂的大問題。
衡量改革進展如何，並不隻在改革設計做得如何宏大，而是在於如何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分別推出的革方案實施下去。反腐敗運動重在遏製官員的亂作為，整治一些“亂作為”的政府機構；而在此後要整治不作為，讓政府轉向有作為。現在看來，要實現這種轉變困難重重。從實踐上看，整治亂作為是相對簡單的，有時候一紙禁令就能發揮作用；“把事情做好”比“什麼都不做”要難得多，對官員而言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和責任。
執政黨已經把“依法治國”作為下一個要實現的目標。“依法治國”也是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治理官員和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現象。通過告別GDP評比、以“作為”和“不作為”來提拔考核幹部，強化“重在執行”，真正避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改革設計停留於紙上的局麵。從過去幾年習近平、李克強對不作為官員的頻繁喊話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們正在努力建立新的幹部考核體係。
不過如何讓整個官員體係都動起來、有作為，這是一門大學問。我覺得，對一線改革者，不妨寬容些。頂層設計有了，不作為被盯住了，下一步該做什麼呢？那就是動員改革者。這些改革者是哪些人呢？他們其實就是來自地方政府、企業、社會各個層麵的一線改革者。不久前，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給縣委書記們上課，就是因為在推動改革過程中，一線政府、一線改革者負有重大的責任。要意識到，改革主體不僅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者，在財政體製、稅收、貨幣改革等方麵是改革主體，但在更多的方麵並不是主體。改革的主體還是社會，需要企業和社會組織繼續發揮活力，積極創新。很可惜的是，地方官員不作為，企業沒有權力，而上麵幹著急，這就是今天一些地方的“新常態”，一個不應該出現的新常態。
顯然，如果幹部官員不作為成為新常態，那麼國家就很危險。應該說，中國步入經濟新常態後，麵臨的挑戰非常多。目前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盡管這種新常態隻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增長階段，進入中速增長階段，而非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國描繪的那種塌方式衰退，但要順利逃脫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和市場必須都要有作為。隻要中國經濟鞏固住、穩定住，就能順利逃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不過，這個過程就要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那麼，怎樣才能使得幹部官員有所作為呢？那就是要執行改革，好好幹活。一些官員對新常態和如何幹活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在他們眼中，反腐敗是和不幹活聯係起來的，既然新常態意味著不能亂作為，那就索性不作為。這種不作為顯然危害巨大。在某種意義上，地方主管官員是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如果在經濟下行時毫無作為，勢必帶來巨大損害。實際上，不作為也是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再者，這種不作為會直接弱化改革，影響全局。
要廣大政府官員所有作為，就要有分權。中央做完頂層設計之後，要執行就必須多條腿走路，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需要中央、地方、企業、社會一起動起來。而目前看來，中央層麵的力度和決心不小，其他角色並無很大的作為。中央政府已經在抑製國企擴張、遏製地方政府債務衝動方麵做了兩件好事，並且在自貿區、行政審批權下放等方麵推進改革舉措，這些都令地方上的改革進展相形失色。各級政府的一些官員不作為、政府空轉的現象，正是令人擔憂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