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畢業之後
毛澤東一師畢業後，從想要出國勤工儉學，到拒絕留法，再到留在國內，這其中，到底埋藏著怎樣的原因？毛澤東從傷別北大，返湘探母，再到參與五四大潮，創辦《湘江評論》，反對軍閥張敬堯，這中間，又有著怎樣的波折？還有，毛澤東從進京上訪，再到崇尚自治，推動民選，走向革命，可以說，他是幾經波折，幾經反複，才走上馬列之路的。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毛澤東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最終成了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本章將為你全麵揭示，毛澤東信仰轉變的心路曆程。
第一節 為留法來京
1918 年夏，經曆了五年的寒窗苦讀，五年的勵精圖治，毛澤東終於從一師畢業了。按說，付了這麼大的辛苦，做了那麼多的準備，如今能有機會，一展身手，去踐行自己的理想，毛澤東本應是快樂的，欣喜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時的他，看上去卻顯得悶悶不樂，鬱鬱寡歡。
那麼，又是什麼事，讓本該躊躇滿誌的毛澤東，會變得如此心情抑鬱，兩眼茫茫呢？ 其實，這種內心的隱痛，絕非源自他的兒女私情，而是對當時政治生態的嚴重失望。
大家知道，毛澤東畢業的那一年，首都北京正上演激烈的府院之爭，而兩湖一帶，南北軍閥更是大打出手。3 月26 日，北軍占領了長沙，皖係首領張敬堯被委任為湖南督軍，張敬堯上任後，不僅對全湘施行高壓統治，而且對湖南的教育，也是摧殘殆盡，使知識界幾乎到了無學可求的地步。
在這種極為惡劣的環境下，一個人想要謀生都很困難，就更別提去踐行理想和抱負了，難怪給黎錦熙的信裏，毛澤東也形容當時的自己，“對國家、對人生、對教育作何主張，均感茫然未定。”[1]
就在毛澤東苦悶之時，老師楊昌濟突然從京城傳來消息，說北大蔡元培校長，正籌備“勤工儉學會，汝等若能抓住此良機，就可赴法深造，屆時必得償所願”。[2]據蕭瑜回憶，“初聽這個消息，大夥都高興極了，蔡和森當場大叫，‘媽媽，告訴你一個特大喜訊，我可以去法國了。’而毛澤東更是滿臉笑容，心花怒放，甚至跳了起來。蕭瑜感歎地說：‘當時，先生的信，就像一張中獎的彩票，讓我們每個人都做起了赴法的美夢。’”[3]就在大家忘情之時，也有人潑來了冷水。他說，如今連那些北大清華的學子，想出國深造都鳳毛麟角，這等好事又怎麼會落到我們這幫人頭上。他的這些話，讓大家一下從天上，落到了地下。仔細想想也是，當時在中國，留洋的路徑無非就三種：一是官派留學；二是考取國外大學獎學金；還有，就是一些富家子弟，可憑父母的資助，自費留洋。
[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9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3 頁。
[3]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4 頁。
但不管哪條路，反正對毛澤東他們這種，既沒大學文憑，又沒雄厚家資的中專生而言，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冷靜地一想，大家也覺得事有蹊蹺，於是經過協商，決定派蔡和森先到北京打打前站，向老師詳細了解一下情況。
蔡和森走之後，同伴們都急盼他的回音，隔了數日，終於等來了消息。據蔡和森講，這次進京在老師的引薦下，他拜訪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兩位先生，通過他們的介紹，終於了解了此事的來龍去脈。
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有大批青壯男子，殞命沙場，如今大戰已近尾聲，而作為戰勝國的法蘭西，他們急需戰後的複興，為了彌補勞力不足，於是，該國決定，要到中國和東南亞一帶，招聘大量勞工，以解燃眉之急。
可這招勞工，又跟勤工儉學，怎麼扯上了關係？毛澤東他們還是有些不解。
關於這點，蔡和森在信中解釋說，為了此事，他專門拜訪了華法教育會的負責人。據該負責人講，“這次勞工赴法，本由僑工局負責，他們最初的設計，也隻想招些技工出去，後來這件事，被蔡元培和李石曾兩位先生聽說了，他倆都覺得既然機會這麼難得，與其派些頭腦簡單，沒文化的工匠去，倒不如將此良機，留給那些有誌向的青年。
工匠們去了，無非能帶回點外彙，而讓知識青年去，通過勤工儉學，刻苦深造，就能成為國家未來的棟梁。正是由於二人的斡旋，僑工局最後才答應，撥出一些名額，讓一些年輕人以勤工儉學的方式，赴法深造，於是，才有了這次的機緣。”[1]
讀了蔡和森的來信，大家心裏的石頭，總算落了地，就在眾人興高采烈之時，他們突然聽說，留法信息散出後，其他省份青年，也在紛紛進京，想要爭取這點名額。得知這個消息，毛澤東他們真有點急了，生怕去晚了，這個機會，會被別人搶去，所以，接蔡和森信，才不過兩日，毛澤東就和蕭子升、張昆弟、羅學瓚等好友，匆匆打點行裝，風塵仆仆上路了。經過三天的顛簸勞頓，8 月18 日，他們終於到了魂牽夢繞的北京。
剛到京城，大家都興奮不已，但沒過多久，他們就意識到了現實的殘酷。首先，最讓他們頭痛的，就是住房問題。由於帶錢不多，他們七個人，隻能合住在一間小房裏。
說起那時的擁擠，毛澤東也不禁慨歎：“我們幾個人，全擠在一條炕上，連呼吸都非常困難，甚至想要翻個身，都得和身邊的人，打聲招呼。”[2]
[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6 頁。
[2]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43 頁。
除了住宿上的窘迫，吃飯之事，也頗讓大夥犯難。開始，他們都在小館裏用餐，但沒吃幾天，就承受不住了，於是決定自己起火。本來南方人愛吃米飯，可當時在北京，想買大米，也不是件容易之事，為了經濟起見，大家隻好吃麵。不過，他們都是南方人，並不擅長麵食，結果在這件事上，還鬧出了不少笑話。比如，羅章龍就講：“有一天，他買了個臉盆，輪到蕭瑜執夥時，蕭瑜就拿盆來和麵，想給大夥做頓麵條吃，結果，卻被他做成了一盆漿糊，眾人回來時，盡管肚子很餓，可麵對這盆漿糊，還是不知如何下咽。”[ 1 ]
天寒之後，他們又遇到了新的難題。蕭瑜就講：“那年冬天，北京冷得厲害，可我們七個人隻帶了一件大衣，由於囊中羞澀，又沒錢買，所以，一件大衣隻能幾個人輪流穿著外出。”[2] 據說，就因衣服的單薄，他們中好幾個人，都被凍得病倒了。
盡管生活異常艱辛，但因有夢想的支撐，毛澤東和同伴們都在想法苦中作樂。例如，閑暇之時，他們合詩作賦，下棋談天，有時，還會去小攤上，品嚐美味的京城小吃。
[1] 《新民學會資料》，第512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5 頁。
然而，就在大家沉迷於未來的憧憬之時，一個巨大的打擊降臨了。
原來，為了支持勤工儉學，華法教育會曾做過承諾，赴法青年，除了要自買船票，其他方麵，諸如赴法前的培訓費用，以及初到法國的生活開銷，都將由該會來幫助墊資，然而，鑒於越來越多的青年相繼進京，都想獲得這個機會，於是，他們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不再負擔這筆費用。
這個消息，對毛澤東這些人來說，簡直就是一記驚雷。
他們仔細算了一下，在京期間，不僅吃住花錢，租教室，請老師，培訓法語，更是筆不小的開支，如果再加上初入法國需花的錢，每個人攤下來，都得好幾百元。這麼大的一筆費用，連毛澤東這樣的富戶，都難以招架，就更別提蔡和森、羅學瓚這些窮家子弟了。對此，羅章龍也回憶說：“湖南學生彙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華法教育會，卻徒托空言，無補實惠，於是，湖南同學被迫自籌旅費。”[1]可以說，得到這個音訊，他們每個人都心情沮喪，不知如何是好，馬上打道回府，返回長沙，肯定心有不甘，但硬等下去，拿不出這筆錢，也不是長久之計。就在各位同伴愁眉苦臉之時，毛澤東卻安慰說：“唉聲歎氣也解決[1] 羅章龍：《椿園載記》，第12 頁。
不了問題，現在最要緊的，是趕緊聯絡人想辦法，隻要我們齊心協力，此事就一定會有希望。”[1]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大家都振作了起來。在籌款的過程中，有人向他們透露，說清末鐵路修築風潮中，湖南鄉紳曾為粵漢鐵路，籌款三百多萬元，後來由於發生辛亥革命，結果這筆巨款，並未返歸湖南，而是存放在了北京銀行，由熊希齡、範靜生等士紳把持，別的不說，光這筆錢的利息，就不算少，你們這些學生，如能說動這幫人，留學的費用，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經人這麼一點撥，毛澤東他們頓覺有門，於是，立即去找熊希齡、範靜生兩位官紳，請二人鼎力相助，誰想，聽了毛澤東等人的懇求，兩人竟一口回絕。毛澤東他們一看軟的不行，就不客氣地暗示說，如不拿出錢來，支持這次留法，便聲言，要帶學生進行查賬。“為了緩和輿論攻訐，熊希齡、範靜生兩人答應，將從此款中提出部分錢來，以津貼的名義，作為湘籍赴法學生的費用。最後，總共提取了16000 元，每人發放400 元錢，這才使留法之事得以成行。”[2]
[1] 李銳：《毛澤東傳：崢嶸歲月（1893—1923）》，第250 頁。
[2] 羅章龍：《椿園載記》，第12 頁。
據說，正因籌款得力，在勤工儉學大潮中，湖南學生表現最佳。而這些湘籍學子之所以能圓夢成功，應該說，毛澤東功不可沒。羅學瓚給祖父的信中，也曾這樣讚道：“此次長沙同學進京，組織預備班，籌集款項，潤之出力最多，也最為同學所佩服。”[1]
如今，留法的款項落實了，同伴們心頭的愁雲，也散去了。經過一番籌備，大家終於迎來了留法預備班開學的這一天，然而，令他們奇怪的是，此次籌款的最大功臣——毛澤東，卻沒有來上課。起初，別人都以為他病了，於是下課之後，就趕緊結隊去看他，哪曾想，一進屋，卻見毛澤東正坐桌前，聚精會神地看書，根本沒有病的樣子。為此，有人不解地問：“潤之，你怎麼不去上課呀？”沒想毛澤東卻回答說，他不打算出國了。“什麼？不想出國了？”
聽他這麼一說，大家幾乎都愣了。
的確，毛澤東的此舉，也太出人意料了。畢竟千裏迢迢，從家鄉來北京，又為大家鞍前馬後，忙得不亦樂乎，如今當這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隻等揚帆出海之時，他卻變得躊躇不前，他這又是為個啥呐？下麵，我們就將揭開這個曆史之謎。
[1] 《1918 年10 月16 日，羅學瓚致祖父、叔祖父信》。
第二節 緣何拒絕留法
說起毛澤東的變卦原因，依照以往的解釋，無非有四種。
比如， 蕭瑜就講：“ 雖經我們的努力， 船費已減至一百大洋，但這對毛澤東來說，仍是筆不小的數目。毛澤東也知道，當時，是無人會借他這麼一大筆錢的。”[1] 蕭瑜的這句話，聽上去弦外有音，其意很明顯，無非是想說，毛澤東因缺錢，才失去了赴法的機會。那麼，果真如此麼？
大家知道，1936 年，斯諾采訪毛澤東時，他曾講過家裏的經濟狀況。據毛澤東講，父親當時就已有資本三千多元，這種富裕的程度，在整個韶山，也是數一數二的。與毛家相比，蔡家的情況，則要窘迫了許多。蕭瑜也承認：“蔡和森高等師範畢業後，一直失業在家。他跟母親、妹妹在嶽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那時，他們的生活異常窘困，[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7 頁。
常常到了無米下鍋的境地。”[1]
有了上述對比，我們不禁想問，既然像蔡和森這樣的窮困子弟，都能湊足兩張船票（一張是他的，一張是他妹妹蔡暢的），那以毛家的實力，毛澤東又怎會連一百元錢，也拿不出呢？顯然，蕭瑜的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另外，蕭瑜還講：“除了錢的因素，在語言方麵，毛澤東也有不小的障礙。比如在學校，他連最簡單的英文發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2]
蕭瑜的這種解釋，就更讓人可笑，試想一下，毛澤東去的又不是英美，這跟英語的好壞，又有什麼關係？至於說到法語，他們這幫人都是零基礎，否則，為何非用半年的時間，進行留法前的培訓呢？
當然，早有學者意識到了“蕭瑜之說”，實在是漏洞百出。於是，就又有人提出，毛澤東之所以拒絕赴法，是因為他正打算留俄，為此，還列出了言之鑿鑿的證據。比如，給陶毅的信中，毛澤東就曾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頓往俄，而叔衡則想留法，我為此勸他，留法不如留俄。”[ 3 ]
[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302 頁。
[2]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408 頁。
[3]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6 頁。
其實，仔細查下毛澤東講這段話的時間，你就不難發現，此說完全是斷章取義。
大家知道， 1918 年夏，蘇俄正遭四麵圍攻，政權危在旦夕，俄共連自身都難保，哪還有閑心去招留學生啊。再說了，那段時期，北洋政府對俄共，也非常敵視，所以想從中國去俄留學，當時連門都沒有。
然而，到了1920 年春，情況卻大有不同：一是，經曆一年多的抗戰，蘇俄已打破各國圍剿，國內形勢一片大好，而此時的蘇共，也有了向中國青年，敞開接收之門的想法；二是，經過五四的洗禮，激進的知識精英，開始大力宣傳十月革命，追捧社會主義，這也讓年輕人對俄心馳神往；三是，當時的北洋政府，與蘇俄政權逐漸冰釋前嫌，準備建立領事關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 月20 日，毛澤東才向陶毅提出了上述想法。
由此可見，毛澤東1918 年夏的不留法，與1920 年春的想留俄，完全是兩個時段，兩種心境之反映，二者之間根本就扯不上幹係。如果硬將其嫁接在一起，生造出一個留俄說，不僅沒有道理，而且，還有張冠李戴之嫌。
既然金錢說、外語說、留俄說，三種說法皆不成立，那麼，毛澤東又為何要棄此良機呢？
對於這一點，目前的一些學者，更傾向蕭三的解釋。
蕭三說：“毛澤東之所以幫別人實現了留法計劃，可自己卻不願去歐洲，是他覺得中國還有許多事情要研究，需要做。
因此，他認為把時間花在國內，會比出國留洋更為有益。”[1]不過，蕭三的這種國情說，也遭到不少人的質疑。
有人就講，如果僅為研究國情，毛澤東畢業後，留長沙就能幹這件事，幹嗎還要千裏迢迢來北京，整天為赴法費盡心機呐？
還有，如毛澤東早有此心，即使不便對別人講，至少跟蔡和森總該漏點口風吧？他幹嗎非等預備班開學那天，才告知大家這個消息。
其實，隻要查查毛澤東進京前後，其所講的那些話，平心而論，最初的一段時間，他還是一心想要赴法的，那到底是什麼原因，突然讓毛澤東改變了主意？
關於這一點，翻翻他的自傳，就不難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比如，毛澤東曾講，“九月的時候，他懇求請老師楊昌濟，幫他找份工作，楊昌濟就把他介紹給了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與李大釗見麵後，他決定讓毛澤東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並答應每月可給他八塊大[1] 《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第85 頁。
洋的薪水。”[1]
應當說，這份差事的出現，讓毛澤東很是犯難。首先，這不是份臨時工，可先幹上一兩月，等預備班一開學，就拍屁股走人。其次，該工作還要坐班，所以，一旦接受了它，就再沒機會天天按時學法語，經常到工廠去實習，說得直白一點，選擇了這個職位，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出國的機會。
經過幾天的苦思冥想，毛澤東最終還是決定，去北大上班。聽到這兒，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讀書那個年代，出國鍍金是件多麼令人驚羨之事，難道就為個圖書管理員，他連這樣的天賜良機，也不要了嗎？
其實，仔細梳理一下這件事，你就不難發現，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決定，絕非是心血來潮，而是一種非常理性的選擇。
首先，勤工儉學生在法國，隻能念三流大學，所以，單以師資實力而論，這些學校與北大相比，也是略遜一籌。
另外上班前，毛澤東就和李大釗商量好，他可多在周末晚間值班，以換取一些時間，去課堂上旁聽。既然兩頭都是邊工作，邊學習，與其赴法勤工儉學，還不如留在北大繼續深造。
[1]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42 頁。
其次，因為這些學生，都是以勞工身份赴法，所以，勤工時間長，儉學時間短。而留北大做圖書管理員，這個工作本身，就可享受讀書的快樂。想當初，在湖南省圖書館，一天兩餅子充饑，毛澤東都樂不思蜀，如今月月有工錢，每天還能在最高學府博覽群書，這等美差麵前，出國又算得了什麼！
另外，大家知道，新民學會成立之初，是由蔡和森、蕭瑜、毛澤東三駕馬車領導，如果他們三人都去赴法留學，國內新民學會的發展，必將受到極大阻礙，所以，毛澤東決定留在國內，也有這方麵的考慮。他認為，如果能以北大為中心，在這所最高學府中，多招募一些會員，就能使新民學會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再有，早在一師時，毛澤東就曾將陳獨秀、胡適二人奉為楷模，如今能與偶像近距離接觸，聆聽他們的指導，這個夢寐以求的良機，毛澤東自然也不願錯過。
當然，能在李大釗手下當差，也讓毛澤東深感欣慰，畢竟，有這位名師言傳身教，諄諄教誨，這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種成長上的幸遇。
分析到這兒，也許有人又說了，出國鍍金，至少能弄張洋文憑回來，北大再好，毛澤東也隻是旁聽生，最後連張畢業證都混不上，二者相較，哪個更有利呢？
其實，在出國這件事上，之所以眾說紛紜，爭來爭去，最根本的誤區，是一些人總用習慣性的思維，去看待毛澤東。
他們不知，毛澤東這個人，他最不在乎的，就是文憑那張紙。
比如，想當初，那湖南省立一中，可是全湘第一重點，而毛澤東這名中考狀元，就因該校限製多多，就曾毅然辭學，自斷高考之路，去到湖南省圖書館自修。
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他也沒把文憑當回事，否則，就不會因不守學校規矩，幾次差點被開除。
還有，這次進京前，雖然，楊昌濟鼓勵其他人赴法勤工儉學，但在私下，“他卻希望毛澤東能考北大。”[1] 然而，對老師的這份要求，毛澤東卻婉言謝絕了。對考北大，還是勤工儉學，毛澤東更看重後者；對當圖書管理員，還是出國深造，毛澤東又寧可選擇前者。那他為啥偏偏對一個小小圖書管理員，這麼情有獨鍾呢？
在毛澤東看來，一旦成了北大正式生，為了應對考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各種課都得去上，否則，就要受到學校的紀律處置。毛澤東認為，僅僅為張文憑，幾年的青春，都要被考試牽著走，實在是太不值了！然而，當旁聽生卻不一樣，想聽什麼課，就上什麼課，不想聽什麼，也不用勉強，[1] 《新民學會資料》，第43 頁。
自己的學習，完全可以自我做主。這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讀書生活，才是他最向往的。所以，在毛澤東的心中，圖書管理員這個職位，不僅出國鍍金無法相比，就是那些北大驕子，也是相形見絀啊。
聽了上麵的分析，可能有人還想說，如果毛澤東的放棄留法，真如你之所言，直接誘因是圖書管理員這份工作，那為什麼毛澤東自己卻說，他之所以不願去歐洲，“是覺得對自己的國家，還不夠了解，是想多花時間，留在國內，去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1] ？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解釋，與他想留北大，一點都不矛盾。
首先，當時的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留在京城，不僅可近距離觀察中國時局的變化，還可經常跟楊昌濟、黎錦熙等人討論國內社會問題。
其次，當時北大是中國的學術中心、思想陣地，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都對中國的問題，有著深刻的見解。經常聆聽這些思想巨擘的啟蒙，在他們身邊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對中國的實際，有著更加透徹的理解。
為此，給周世釗的信裏，毛澤東還列舉了留在北大的[1]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42 頁。
諸多好處：在這裏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於較短時間內，就求得更多的知識。
另外，如今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這裏有本國古今學說之大要，如吾人將其深入研究，再到西洋留學，就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還有，要為當今世界盡點力，自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
對地盤內的情形，如不加以實地考查，這層工夫留在出洋回來再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現在就做為好。”[1]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終於揭開了毛澤東棄法之謎。現如今，他終於走進了北大，有了心之所屬的工作，那麼，他在這裏的境遇，真會如其所願嗎？
[1]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 頁。
第三節 在北大工作
1918 年10 月，毛澤東終於得償所願，成了北大圖書管理員。雖然，當時的薪金，每月才八元錢，但他仍覺得，能有書讀，能有課聽，還有錢掙，得到這麼好的機會，該知足了。
應該說，剛工作的那段日子，毛澤東的心情是歡快的，愉悅的。首先，讓他甚感欣慰的，是大釗先生對他的器重。
雖說，自己職位卑微，而人家是享譽學界的教授，可每次李館長見他，總是和藹可親，循循善誘，從不頤指氣使，高高在上。不僅如此，生活和學習上，李大釗也對他處處關心，盡力幫忙，比如，為其旁聽之事，幫他聯絡老師，安排課程。為了讓毛澤東提升自我，李大釗還專門介紹他，參加了北大哲學研究會。
關於這點，蕭三也講：“當時，李大釗對潤之的抱負和才能非常欣賞，認為他是湖南學生中的傑出青年領袖。”[1]李大釗的這種賞識，讓毛澤東深受感動，以致多年後，憶起這些往事，他仍充滿深情地說：“在北京我遇到了一個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釗。他可是我真正的恩師，如沒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呢！”[2]除了李大釗的關照，毛澤東去旁聽各種課程，也讓他受益匪淺。北大畢竟臥虎藏龍，人才濟濟，所以，聆聽名家的講座，毛澤東自然是吸收了許多新的知識，擴大了自己的視野。當然，在這些名流中，毛澤東最為崇拜的還是獨秀先生，每次聽其演講，他都激情澎湃，熱血沸騰。後來，他自己也承認：“在北京大學時，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