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猴子和雕像，我們想不出當人衰老時還會有比這更好的樣子了，普通人最後都變成了猴子，那些名人則變成了雕像。布拉加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他也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他相信萬物有靈，每一個自然物體都與遠古神話聯係在一起，從海洋的苦惱、花兒的思考和嬰兒的啼哭，他看到自然的律動與和諧。這是一個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詩人的特質。所有的詩人都是自然神論者。
當這位智者思考文學時，總能說出精辟之言，如一則箴言寫道：“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才華的壓倒優勢的貢獻無不是瘋子們做出的。一旦劇本的主線有陷入平淡的危險，瘋子立馬出現，觀眾一下子變成神明！”莎士比亞，這隻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狐狸，一直都在嘲笑人類，而人類卻渾然不知。
有意思的是，在布拉加的箴言裏，羅馬尼亞的現實是缺席的。這方麵，他表現得像是一個活在過去的啟蒙主義者，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偶爾，他的思考也會涉及現實，閃爍著箴言的理性之光，如：“天堂大門上的題銘：‘光明產生罪孽’。”“曆史與烏托邦是連通器。”“在任何為理想而戰的鬥爭中，混雜多少不現實的條件和多少空想的因素！期間發生的一切仿佛你想把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等全部財富遺贈給一個天使。”
在他後期的箴言裏，他寫道：“凡是辯證法說‘質的飛躍’之處，神學家說是‘奇跡’。但這兩個詞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比另一個更有助於解‘惑’。”“無神論者不是不信上帝的人，而是心目中沒有任何神聖事物的人。”“沒有任何東西比恐懼‘異端’更能產生那麼多‘異端’。”看起來他對現代的“真理”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更願意思考那些聲稱沒有“真理”的現代思想。他談論較多的是存在主義。
二十世紀中葉，存在主義思潮在西歐興起，並擴展到東歐國家。在東歐文學家眼裏，世界的荒謬與個人的反抗正好契合了他們的存在感受，因而對存在的思考也成為他們的創作主題。所不同的是，由於曾經曆納粹統治，他們更偏重社會的存在，而不是個人的存在，這使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一種不自由的選擇。
在布拉加看來，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不同於東歐的存在主義者，“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依然在咖啡館裏虛度時光而遲遲不能成熟，擺脫不了青春期危機，而這裏的存在主義者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他所批評的西方存在主義者自然包括薩特、波伏娃等左派，如薩特就宣稱，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人注定是自由的”，個人可以通過“自由選擇”實現自我存在的本質，其作品人物也大都是一個封閉情境中具有自由意識和行動的個人。
但是，麵對世界上另一部分人不能自由選擇的命運，這一命題顯得過於膚淺和造作，正如加繆針對薩特《惡心》中主人公的反抗行為所說：“那是由於太多的自由造成的。”東歐知識分子的存在處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南斯拉夫作家希塔伊奈爾曾流放西伯利亞二十年，在一次演講中被問及他的理想，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我們被降低到隻有最低級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會想到意識形態；我們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活下去。”
除了猴子和雕像，我們想不出當人衰老時還會有比這更好的樣子了，普通人最後都變成了猴子，那些名人則變成了雕像。布拉加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他也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他相信萬物有靈，每一個自然物體都與遠古神話聯係在一起，從海洋的苦惱、花兒的思考和嬰兒的啼哭，他看到自然的律動與和諧。這是一個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詩人的特質。所有的詩人都是自然神論者。
當這位智者思考文學時，總能說出精辟之言，如一則箴言寫道：“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才華的壓倒優勢的貢獻無不是瘋子們做出的。一旦劇本的主線有陷入平淡的危險，瘋子立馬出現，觀眾一下子變成神明！”莎士比亞，這隻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狐狸，一直都在嘲笑人類，而人類卻渾然不知。
有意思的是，在布拉加的箴言裏，羅馬尼亞的現實是缺席的。這方麵，他表現得像是一個活在過去的啟蒙主義者，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偶爾，他的思考也會涉及現實，閃爍著箴言的理性之光，如：“天堂大門上的題銘：‘光明產生罪孽’。”“曆史與烏托邦是連通器。”“在任何為理想而戰的鬥爭中，混雜多少不現實的條件和多少空想的因素！期間發生的一切仿佛你想把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等全部財富遺贈給一個天使。”
在他後期的箴言裏，他寫道：“凡是辯證法說‘質的飛躍’之處，神學家說是‘奇跡’。但這兩個詞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比另一個更有助於解‘惑’。”“無神論者不是不信上帝的人，而是心目中沒有任何神聖事物的人。”“沒有任何東西比恐懼‘異端’更能產生那麼多‘異端’。”看起來他對現代的“真理”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更願意思考那些聲稱沒有“真理”的現代思想。他談論較多的是存在主義。
二十世紀中葉，存在主義思潮在西歐興起，並擴展到東歐國家。在東歐文學家眼裏，世界的荒謬與個人的反抗正好契合了他們的存在感受，因而對存在的思考也成為他們的創作主題。所不同的是，由於曾經曆納粹統治，他們更偏重社會的存在，而不是個人的存在，這使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一種不自由的選擇。
在布拉加看來，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不同於東歐的存在主義者，“西方的存在主義者依然在咖啡館裏虛度時光而遲遲不能成熟，擺脫不了青春期危機，而這裏的存在主義者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他所批評的西方存在主義者自然包括薩特、波伏娃等左派，如薩特就宣稱，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人注定是自由的”，個人可以通過“自由選擇”實現自我存在的本質，其作品人物也大都是一個封閉情境中具有自由意識和行動的個人。
但是，麵對世界上另一部分人不能自由選擇的命運，這一命題顯得過於膚淺和造作，正如加繆針對薩特《惡心》中主人公的反抗行為所說：“那是由於太多的自由造成的。”東歐知識分子的存在處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南斯拉夫作家希塔伊奈爾曾流放西伯利亞二十年，在一次演講中被問及他的理想，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我們被降低到隻有最低級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會想到意識形態；我們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