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哥哥的呼吸變得更費力了。他的呼吸係統慢慢地自行崩潰，他發現吞咽變得越來越難。吃喝成了一場艱難的奮戰，利亞姆在我們眼前萎縮了。他的臉變成了我們以前認識的那個男孩的臉，戴著一副凶神惡煞的麵具。母親買了一套新枕頭來支撐他脆弱的身體，把他從周圍冷酷世界裏的尖銳物體中保護起來。
有一個護士每天都來我家。她的名字叫莫伊拉。我們是在聖瑪麗教堂認識她的，她經常參加彌撒，用一種柔和的愛爾蘭口音朗誦經文，在當地人僵硬而平板的元音聲中，她的聲音對我來說非常溫暖。我想她一定已經六十多歲了。每天早晨她到的時候都會來到利亞姆的臥室。她照顧他時總是和他有愉悅的談話，我們經常聽到他們在笑。
莫伊拉每次來照料利亞姆對母親來說都是一種折磨。以前一直是她照顧自己的兒子，她沒辦法退下來看一個陌生人滿足他的需求。她苦惱地站在走廊裏，真希望臥室門裏麵的人是自己。
關於利亞姆要去上學的事，沒有任何爭論，很明顯不可能，但他仍然堅持每天在廚房的桌子上完成指定的作業。他的咳嗽聲在家裏久久回蕩。夜裏我躺在床上，聽見父母疲憊地上下樓梯，幫利亞姆喝了幾口水，翻了一個身。他現在太虛弱了，不能自己翻身。對感染的恐懼變得幾乎和疾病本身一樣危險：利亞姆的身體係統嚴重受損，無法抵抗其他人身上攜帶的細菌的攻擊。家裏不再接待客人；母親站在前門充當衛兵，禮貌地拒絕客人踏過門檻。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利亞姆都在睡覺，這時母親可以休息。她會定期強迫性地打掃房子，每一處表麵都因為剛用過消毒劑而閃閃發光。
這樣做當然沒有用，母親也不能永遠把這所房子隔離起來。三月份的最後一周，利亞姆感冒了。兩天之內，轉成了肺炎。
我現在腦海裏隻有第一次去醫院的慘淡記憶。我哥哥的身體飽受疾病的摧殘，隻剩一副殘破的軀殼，躺在醫院的床上。利亞姆隔著塑料麵罩講笑話，而我們其餘的人看著他，嚇得睜大了眼睛。他頭上的數字顯示器用來觀察他的血液中的氧飽和度。我清楚地記得那些發光的綠色數字，我接連數小時盯著它們，默默地祈禱它們上升。
三天後我們回家了。
之後事情發生了變化。我在母親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恐懼。多年來，利亞姆的死一直是她每天早上醒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她晚上睡覺前想到的最後一件事。現在她知道她永遠無法準備好麵對這件事。
第一次住院之後，利亞姆得到了一個便攜式呼吸器，父親把它拴在輪椅上，麵罩一直在手邊。它沒完沒了地把空氣從我哥哥那被損毀的身體裏抽出來，他被磨得不剩一點力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的床上，看著他把單簧管放在嘴唇上。手指在琴鍵上豎起又摁下，試圖吹奏出旋律，但沒有任何聲音出現。他的肺力量不夠，無法把空氣吹進樂器。最後，他把單簧管放在膝蓋上。
“就這樣吧，隻能這樣了。”他說。
“明天再試試。”我建議。
“你知道音樂練習是什麼嗎，羅比？它能改變你的身體。”利亞姆舉起一隻手，仔細看了看。“這些手指不像你的，”他說，“它們受過訓練。它們發展了肌肉記憶。它們能做各種聰明的事。這些是天才的手指。唯一的問題是它們屬於我，”他停頓了一下，“如果你沒有能夠演奏單簧管的肺，擁有演奏單簧管的手指是沒有意義的。”
就這樣，再也沒有旋律飄蕩在空氣中，填滿整座房子。幾年來，單簧管一直躺在利亞姆的衣櫃上，隨時準備著有人在控製不住的衝動之下拿起來演奏。但他不想再多看它一眼。他把樂器包了起來。
之後的幾天，利亞姆一直待在臥室裏。莫伊拉仍然每天都來，但門後不再有笑聲。我父母和我在房子裏四處潛伏，聽著裏麵的動靜。一天下午，喧鬧的吉他即興演奏“我想做你的狗”打破了沉默。音樂太響了，廚房桌子上的糖碗都在嘎嘎作響。我母親從來都不是傀儡樂隊的粉絲，但我已經記不起上次她笑得那麼燦爛是什麼時候了。
那天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挑選出利亞姆最憤怒最狂暴的那些專輯，用同樣的震破耳膜的音量播放。持續不斷的噪聲使人血脈僨張。我無法想象在他的臥室裏聽是什麼感覺。你永遠也無法通過他播放的音樂判斷利亞姆的心情，因為每一張專輯都翻騰著憤怒的攻擊性，但我猜想他正試圖通過揚聲器發出的大量噪音來抹去演奏單簧管的記憶。
就在晚飯前，音樂停止了。我聽到臥室的門打開了，接著是輪椅慢慢向廚房駛去時馬達低沉的嗡嗡聲。利亞姆出現時，我們都轉向他。“你在這兒。”我父親說。
“我需要考慮未來。”利亞姆宣布。
“你什麼意思？”我媽媽問。
“是時候考慮上大學了。”
“大學。”我父親說。
母親坐在利亞姆旁邊的椅子上。她伸出手來，握住了他的手。“我們當然可以考慮所有的選擇。”她說。然後她站起來離開了房間。
接下來的春天，我們頻繁在信箱裏收到又厚又重的壓花信封，郵戳來自全國各地。利亞姆坐在廚房桌邊瀏覽大學招生簡章，在黃色的標準拍紙簿上記筆記。光麵的小冊子被按照複雜的偏好和優先級係統排列好，堆疊成一摞一摞的。然後，在母親的幫助下，利亞姆開始填申請表。他們兩個人花了很多天仔細完成調查問卷、校對文件和成績單。我記不起上一次利亞姆這麼激動是什麼時候。他熱愛討論不同大學的相關獎項和要上的課程。當天的文書被整理完畢後，大家就會在晚飯時進行討論。利亞姆將探索他的學術方向，思考未來的職業道路。我父母靜靜地聽著。利亞姆似乎對他們的痛苦視而不見。我看著父母在他的滔滔不絕下變得無精打采，卻無法阻止他。我哥哥的病把任何責難都卡在我的喉嚨裏。我再也不能叫他閉嘴了，就像他再也不能站起來對著他那糟糕的唱片跳舞一樣。所以我們都坐下來聽利亞姆談論一個我們都知道永遠不會到來的未來。
每年，在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前幾周，哈弗福德都會從一潭冬眠的死水變成歇斯底裏的金錢熔爐。街道每天都被清掃，市政花壇爭奇鬥豔。每件事都是為了吸引新來的遊客，讓他們用辛苦賺來的錢消費。當地人張開雙臂表示歡迎，但隻是張到能把錢從人們的口袋裏掏出來的地步。商店的貨架被新到的次品海鮮壓得嘎吱呻吟，隻要你一轉身，就會看到一隻龍蝦、一隻錨和一種新的海鮮甜點；每一個建築外麵都有一排明信片貨架哨兵一樣立著，一美元四張，這些圖片是用鮮豔的彩色染印的，輝煌明亮，上麵的地點我幾乎認不出；冰激淩店重新開業，城裏的餐館增加了員工；人們以他們能接受的任何價格出租他們的備用房間；在進出小鎮的路上，出現了一隊褪成白色的活動房車，每輛車都向人們展示緬因州最新鮮的海鮮。每年，富有進取心的當地人都會製訂新的賺錢計劃：曆史景點徒步或乘船旅行，一千盒鹹水太妃糖和手工雕刻的燈塔在出售。每個角落都在販賣記憶。每個人都在拚命賺錢。
當然，這個季節性的行業風暴隻不過是機會主義者的瓜分蠶食。鎮上的居民把極樂園旅遊收入剩下的那部分納入囊中，就像一群海鷗跟著拖網漁船沿著海洋的地平線向新斯科舍半島駛去一樣，赤裸裸地毫不掩飾欲望。但事情也並非總是這樣，哈弗福德對旅遊業沒有下限的追求是不久前才出現的新情況。
哈弗福德造紙公司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在穿過城鎮的河岸上的造紙廠的石灰石門楣上如此雕刻著銘文。在公司成立的頭五十年裏，供職於造紙公司的居民人數超過了該地區其他所有企業的總和。緬因州或其他州的人都來鎮上尋找工作。造紙公司像是太陽，其他一切都圍繞著它轉。每天都有成噸的紙漿和新聞紙被生產出來，運往南方所有的港口。訂單源源不斷，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利潤增加。建造房屋是為了適應不斷增多的工人。整個新社區拔地而起，在樂觀和繁榮的頂峰時期向內陸蔓延。
接著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哈弗福德造紙公司雖然幸存了下來，但是再也不複當年。此後的幾十年裏，這家工廠艱難地支撐著，接連遭受挫折——來自威斯康星和紐約的競爭加劇，工人不願接受新技術，管理層安於現狀，經濟形勢冷淡。這個地方終於在一九六四年永久關閉了大門。
這個地方一直是我童年不變的地標。我經常在它堡壘一樣的牆後麵繞圈，但從來沒有細想過這個地方。盡管我對它很熟悉，它卻以完全陌生的存在向我無聲地矗立，威嚴冷峻，寬敞但帶著工業時代的冰冷拒絕。
造紙廠關閉後，哈弗福德被迫換血重生，我們家族在市郊異想天開的企業是它最好的選擇。畢竟，這是緬因州，每年夏天，當遊客們衝上95號州際公路去往更北方的自然風光時，都有一車車的現金流過這個小鎮。因此，在沒有任何可行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哈弗福德伸出一條腿，撩起了裙子。一個接一個的旅行者被引誘著離開公路，希望在去往其他地方的旅途中為自己爭取幾個小時的安寧。如果沒有極樂園，遊客們幾乎沒有理由停下來，但多虧了極樂園，這個小鎮很快就有了一個小型旅遊業。
也不是每個人都心存感激。在哈弗福德，人們談論起極樂園時幾乎掩飾不住怨憤。父親那輛破破爛爛的旅行車——從我出生起父親就開著這輛車——也不能阻止人們相信他整個夏天都在像印鈔機一樣數錢。嫉妒會消磨理智。父親似乎並不在意。他如一頭勤奮的老黃牛，年複一年在園區耕耘，不指望從任何人嘴裏聽到一個謝字。戰勝艱難的快感本身就是獎賞。
在這個季節開始的前一天，在塗上最後一層油漆之後，在第一批客人走進大門之前，極樂園看起來和過去一樣美好。每一麵破爛的三角旗都補好了，每一個燈泡都亮著。小路幹幹淨淨，草坪平坦整潔。在旋轉木馬上，我父親最新的一匹馬——南森和我在漫長的冬天裏看著這匹野獸被賦予生命——正驕傲地站在旋轉木馬的隊伍裏，隨時準備出發，它的蹄子歡騰地高揚著。
現在我們中學畢業了，南森和我的年齡足以申請暑期工作了。父親警告我們，我們不會得到任何優待，也不會被安排輕鬆的工作。這並沒有困擾到我。我看到了公園裏的職員們每天在無聊的生活中掙紮，目光呆滯，我知道到第二個星期，不管我們做的是什麼工作，都會感到厭倦的。即使我的期望很低，但當父親告訴我要和維修工劉易斯·詹克斯一起度過暑假時，我還是很沮喪。
劉易斯·詹克斯在極樂園工作的時間比任何人都長，包括我父親在內。羅納德爺爺開張時就雇了他，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在那兒。劉易斯·詹克斯讓我感到害怕。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的老人，胳膊下總夾著一個工具箱，沿著碎石小路行進時，他對遊客和同事都怒目而視。他總是穿著同一件破爛的藍色工作服和工作靴，那雙靴子幾乎要四分五裂了。他留著雪白的胡須和引人注目的白發，這使我想起了上帝。（這是他嚇壞我的一個原因。）他掉了兩顆門牙，這使他罕見的幾次開口說話的時刻臉上露出一種陰險的神氣。在我認識劉易斯·詹克斯的這些年裏，我從未見過他微笑。
“跟著他，”我父親說，“了解每件事物的工作原理。你會學到很多。這樣你就可以在秋天幫我了。如果我們兩個人一起，修理的工作解決起來要快得多。”
“他是不是有點——我是說，他看上去總是很嚇人。”我說。
“哦，不，劉易斯是個膽小鬼。”
“你確定嗎？”我在想那張缺了牙、滿是皺紋的臉。
“哦，順便說一下，”我父親說，“一天之內他會告訴你這些年裏我弄壞的東西。他會讓你相信這個園區要不是他一直在修正我的錯誤，就無法運轉下去。”
“這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真的，”我父親看著我，“不要相信他告訴你的任何事。”
“南森呢？”我問。
“他會在廚房工作。”
“我想他應該更喜歡別的工作。”我說。
南森一直傾心於園區的吉祥物，一條身披綠毛的龍。它的職責是在園區漫遊，衝著遊客揮手，和小朋友擁抱，慷慨地盡一條綠毛龍為人們增添歡樂的職責。父親為他的吉祥物感到驕傲:盡管這是他在看到一隻大尺寸的卡通鼠在迪士尼樂園的人群中漫步之後，從迪士尼那裏“借鑒”來的想法；盡管那件衣服會讓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揮汗如雨、僵硬到沒有人在裏麵也可以立起來；不管那條多節的龍尾巴後半部分已經脫落，或是翅膀在八月的炙熱天氣中耷拉著。每個人都喜歡龍。龍是盛大的聯盟，龍代表著黃金時代。
“我知道，”我父親說，“沒有人願意在廚房工作。但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有幾年，食品銷售使我們得以生存。賣熱狗和棉花糖才有利潤。”
當然，我告訴南森這個消息時，他無法掩飾自己的沮喪。
“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告訴他。
“哦，求你別說了。”南森說。
“有幾年是食品銷售使我們得以生存。”
南森無心聽。“我可以用那條龍做出一番大事。”他歎了口氣。
“也許明年吧。”我說。
“在這期間，我還有一大堆土豆沙拉要做。”
“至少你不必穿那些愚蠢的戲服。”我告訴他。我知道要與劉易斯·詹克斯共事時已經夠憂心忡忡了，但當我發現自己還需要穿戲服時，我又受到了更大的打擊。你可以根據一個人衣著的華麗程度來衡量他在公園裏的資曆。大一點的男孩——極樂園的貴族——穿著色彩鮮豔的碎天鵝絨褲子。然而，我隻不過得到了一件棕色無袖短袍、羊毛緊身衣和一頂綠色的小帽子。我是個卑微的農奴。
在陣亡將士紀念日周末的第一天早上，我穿上製服，在鏡子裏看著自己。至少南森可以躲在廚房裏，免受嘲笑。而我會整日整日暴露在花了錢的遊客麵前。我似乎有無數種方式可以受到羞辱。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我的生活軌跡因為霍利斯·卡爾霍恩的再次出現又變得充滿危險。九個月前我們把霍利斯留在普裏查德先生的辦公室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了，但我知道夏天他還會在公園裏工作，我也不想碰見他。我歎了口氣，戴上小帽子。
去園區的第一個早上，父親一路都在不停地說話，手指不斷叩擊著方向盤，釋放出緊張的能量。這個季節的開張日總是讓他在好幾種不同的情緒中互相拉扯。他既激情洋溢、充滿希望，又愁思多慮，各種情緒同時向他襲來。每一個夏天的開始他都會告訴自己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一切都會正常運轉下去。收銀機會一直工作到勞動節[1]。這是樂觀主義對經驗的精神勝利。我則在副駕駛上生悶氣，感到身上的緊身衣已經開始發癢了。
到了園區，我走到劉易斯·詹克斯的維修間。大門剛開不到一個小時，但到處都是人。人們穿著比我的更顯愚蠢的衣服，但這並沒有讓我開心。我痛苦地拽著我的束腰外衣，想知道南森怎麼樣。我們已經約定好在一天結束時見麵交換意見。
我敲了敲小屋的門，等著裏麵的動靜。過了一會兒，有一個粗魯的聲音回答了我，我走進去。劉易斯·詹克斯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擺滿了工具、彩色金屬線和油布，他腳下還有一台小型晶體管收音機，收音機裏傳出薩克斯管的無調性的嘎吱聲。劉易斯正小心地拿著兩片厚厚的白麵包，看見我，揚起雪白的眉毛向我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