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選本是提供給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作為參考用的（亦適於廣大古典文學愛好者），因此，這裏想略談我對於詞的發展的看法和唐宋詞中一些具體的情況，即作為這個選本的說明。
過去在詞壇上有兩個論點廣泛地流傳著，它們雖也反映了若幹實際，卻含有錯誤的成分在內：一、詞為詩餘，比詩要狹小一些。二、所謂“正”“變”——以某某為正，以某某為變。這裏隻簡單地把它提出來，在後文將要講到。
首先應當說：詞的可能的、應有的發展和曆史上已然存在的情況，本是兩回事。一般的文學史自然隻能就已有的成績來作結論，不能多牽扯到它可能怎樣，應當怎麼樣。但這實在是個具有基本性質的問題，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以下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
詞以樂府代興，在當時應有“新詩”的資格
詞是近古（中唐以後）的樂章，雖已“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了，實際上還是詩國中的一個小邦。它的確已發展了，且到了相當高的地位，但按其本質來講，並不曾得到它應有的發展，並不夠大。如以好而論，它當然很好了，但也未必夠好。回顧以往，大致如此。
從詩的體裁看，曆史上原有“齊言”“雜言”的區別，且這兩體一直在鬥爭著。中唐以前，無論詩或樂府，“齊言”一直占著優勢，不妨簡單地回溯一下。三百篇雖說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實際上多是四言。楚辭是雜言，但自《離騷》以降，句度亦相當地整齊。漢郊祀樂章為三言，即從楚辭變化，漢初樂府本是楚聲。漢魏以來，民間的樂府，雜言頗盛，大體上也還是五言。那時的五言詩自更不用說了。六朝迄隋，七言代興，至少與五言有分庭抗禮的趨勢。到了初、盛唐，“詩”與“樂”已成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國詩型變化的主要方向；雜言也在發展，卻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這樣熟悉的事情，自無須多說。假如這和事實不差什麼，那麼，詞的勃興，即從最表麵的形式來看，也是一樁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形式和內容是互相影響著的。詞亦有齊言，卻以雜言為主，故一名“長短句”。它打破了曆代詩與樂的傳統形式，從整齊的句法中解放出來，從此五、七言不能“獨霸”了。這變革絕非偶然，大約有三種因由。
第一，隨著語言的發展而不得不變。即以詩的正格“齊言”而論，從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漸地延長；這明顯地為了適應語言（包括詞彙）的變化，而不得不如此。詩的長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個極限。如八言便容易分為四言兩句；九言則分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遍一些。但這樣的長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況下，雖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語當然不夠，即摻雜用之，恐怕也還是不夠的。長短句的特點，不僅參差；以長度而論，也衝破了七言的限製，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這個延長的傾向當然並沒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廂記·秋暮離懷·叨叨令》那樣十七字的有名長句了。
第二，隨著音樂的發展而不得不變。長短參差的句法本不限於詞，古代的雜言亦是長短句；但詞中的長短句，它的本性是樂句，是配合旋律的，並非任意從心的自由詩。這就和詩中的雜言有些不同。當然，樂府古已有之，從發展來看，至少有下列兩種情形：一、音樂本身漸趨複雜；古代樂簡，近世樂繁。二、將“辭”（文辭）來配聲（工譜）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較疏，近世較密。這裏不能詳敘了。鄭振鐸先生說：
詞和詩並不是子母的關係。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禦一切的新聲，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長短句的產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於新聲之後的必然的現象③。
他在下麵並引了清成肇麐《唐五代詞選自序》中的話。我想這些都符合事實，不再申說了。
第三，就詩體本身來說，是否也有“窮則變”的情形呢？當然，唐詩以後還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詩，決不能說“詩道窮矣”——但詩歌到了唐代，卻有極盛難繼之勢。如陸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