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黃河中下遊為主的中州地區，見證了中國曆史發展的全過程。但以往曆史研究關注的多是執政階層及上層人物的活動，對廣大民眾特別是鄉村民眾的生活狀況著墨不多。研究和展示某個曆史時期鄉村民眾的生活狀態，也是曆史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近幾年來，由於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掘與整理，大量研究敦煌、吐魯番地區民眾生活的文章、著作也不斷問世。唐史學界不但對敦煌、吐魯番地區的民眾生活形態研究較多，對其他地區的民眾生活研究成果也頗豐，如王波的《魏晉北朝並州地區研究》、侯旭東的《魏晉北朝北方民眾的生活世界》、陳勇的《唐代長江下遊經濟發展研究》、牟發鬆的《唐代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經濟與社會》、黃玫茵的《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等。
相比較而言，唐代中州地區民眾生活狀態的研究成果相對比較零星，大都是從某一方麵進行的研究，如刁淑琴的《洛都南郊的汝州溫湯》、陳朝雲的《唐代的倉儲體係與糧食運輸》、薛瑞澤的《漢唐間河洛地區經濟研究》和《漢唐間河洛地區的釀酒業》、王玉華的《唐代的中州文化世家》、薛亞康的《河南詩歌的繁榮與發展》、牛和平的《唐代洛陽的書畫藝術》、於化昆的《北朝隋唐河洛大族於氏的幾個問題》、郭紹林的《唐五代洛陽的科舉活動與河洛文化的地位》等，係統研究唐代中州鄉村社會的論著還不多。本文通過對唐代中州地區的民眾生活狀態進行係統的梳理，可以使我們對唐代中州鄉民的社會生活狀況有一個較完整的認識和了解。同時，對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會有些許借鑒意義。
1.關於對鄉村社會保障的研究
蓋金偉的《論郊祀與唐代社會生活》從唐代郊祀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出發，集中論述了郊祀活動中關於唐代政治、經濟、法製等方麵政府詔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會生活中心內容和變遷，豐富和加深了對唐代總體社會發展史的認識。毛陽光的《唐代墓誌與唐代“版受高年”》認為唐代版受有大量高年婦女得到版受、版受地域廣闊、時間持續長的特點。張學峰的《唐代水旱賑恤、蠲免的實效與實質》認為，在唐代無論是賑恤還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極差的。賑恤、蠲免的實質不是為了解救災民的生活，而是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勞動力。潘孝偉的《論唐朝宣撫使》對宣撫使的基本情況、職責職權、宣撫使體製的利弊進行論述。其係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總體特征》、《唐朝減災與當時經濟政治之關係》、《唐朝減災與行政管理體製初探》，對唐代備荒救荒措施的實施、減災的行政管理與社會經濟政治的關係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麵的研究。張有棠、徐銀梅的《唐朝水旱災害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指出，唐前期由於政治清明，救災治災措施較多且效果明顯，從而較好地維持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而唐後期的戰亂等致使救災措施往往大打折扣。
2.關於對經濟狀況的研究
董希文的《唐代酒業政策探悉》討論了唐朝的禁酒、稅酒戶、榷酒、官酤、納榷、榷曲等多變的榷酒製度。黎虎的《唐代的食肆行業》和《唐代的酒肆及其經營方式》分別談論了唐代食肆、酒肆的發展和經營的特點。陳朝雲的《唐代河南的倉儲體係與糧食運輸》認為：唐代河南是封建生產關係發展的典型區域之一，是唐王朝的主要產糧區。在河南境內普遍設立了太倉、正倉、轉運倉等完備的倉儲體係。由於倉儲製度的完備，促使河南的糧食運輸業也十分發達，除地方性糧食運輸外，唐代全國性的糧食運輸主幹線都是通過河南而得以實現的，河南的許多糧倉都擔負著轉運倉的職能。唐初以降，由於漕、陸運輸幹線的發展變化，致使河南境內的一些糧倉也隨之興衰。薛瑞澤的《漢唐間河洛地區的釀酒業》對唐代河洛地區的釀酒業進行了考察。刁淑勤的《洛都南郊的汝州溫湯》一文考證汝州溫湯是北魏、唐、金諸代的皇家溫泉，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等常攜後妃來此洗浴，留下了很多趣聞軼事和文物古跡，使鮮為人知的這段曆史得以保存和傳播。劉希偉的《隋唐交通》則較為全麵係統、深入地闡述了隋唐時期內外交通幹線、交通工具、交通製度、效能作用、特點、地位等問題。這方麵的文章還有賈誌剛的《唐代羊業研究》。關於交通方麵的研究，還有王力平的《唐後期淮潁（蔡）水運的利用與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