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注釋_中文書城

[14]《烏合之眾》（英譯本），第3頁。

[15]這方麵的經驗研究後來確實有人做過，如P﹒G﹒Zimbardo，The Human Choidivi‐duation，Reason and order vwrsus deindividuation．In W﹒J．Arnold＆D．Levine（eds﹒），Neb‐raska Symposiumon Motivation（17），Uy of Nebraska Press，1969，這項研究既未證實也未推翻勒龐的觀點。再者，把勒龐的思想從實驗科學的角度加以技術化有多大價值，也是令人懷疑的。

[16]這是後來由弗洛姆（E﹒Fromm）在分析納粹主義心理學時提出的著名概念，指個人為了逃避孤獨無助的感覺而放棄自由的心理傾向。見弗洛姆：《對自由的恐懼》，許合平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8—124頁。

[17]《烏合之眾》（英譯本），第24頁。

[18]《烏合之眾》（英譯本），第38、53—54頁。

[19]《烏合之眾》（英譯本），第114頁。

[20]G﹒Orwell，“Politid English”，Ied Essays，Harmondsworth，Penguin，1957，p﹒154。奧維爾在《1984》中發明的“newspeak”（姑譯為“黑白顛倒法”）這個著名單詞，也是針對宣傳者而不是受眾的。

[21]《烏合之眾》（英譯本），第103頁。

[22]參見弗洛姆：《對自由的恐懼》，第6、7章。不過勒龐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集體至上的體製將給個人自由帶來的後果，在論及“民主立法”對個人自由的限製時他說：“若是到了這個地步，個人注定要去尋求那種他已在自己身上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門必然與公民的麻木與無望同步增長。因此它們必須表現出私人所沒有的主動性、首創性和指導精神。這迫使它們要承擔一切，領導一切，把一切都納入自己的保護之下。於是國家變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上帝既難以持久，也不十分強大。”見《烏合之眾》（英譯本），第204頁。

[23]《烏合之眾》（英譯本），第33頁。

[24]當時研究群體心理的並非隻有勒龐一人，著名者如意大利人西蓋勒（Scipio Sighele）和法國人塔爾德（Gabriel Tarde）。在勒龐思想的“發明權”上，三人之間還有過一番爭執。但後二人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刑法學意義上的群體犯罪現象，與勒龐側重於政治和社會史的心理學研究畢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