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上例證很容易使人誤認為，那些曾經引發強烈社會關注的文學作品，大抵屬於左翼文學，無論是作家的思想立場還是作品的故事內容，都代表著廣大“被壓迫者”的批判訴求，所以能夠迅速點燃讀者情感，引發社會反響。其實，這隻是現象的一個方麵。也有相反的例證：霍桑的《紅字》無論是道德傾向還是宗教觀，都是模棱兩可、複雜難辨的，他對恢複秩序的偏好，體現了作者對社會革命持有保守懷疑的態度。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小說《飄》，作者以其個人視角，表達了對南北戰爭的憎惡，對南方奴隸製的留戀與維護。我們的目光若是越過大西洋，重新審視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無論作者怎樣執著地表現自己對皇權貴胄的崇仰，對新興資產階級的鄙視，他仍然留下了一部行將逝去的封建時代悲壯的挽歌。還有美國的博爾赫斯、中國的張愛玲，在當時並非都代表“進步”力量，但他們的作品仍然獲得了極高的文學聲譽和讀者的喜愛……富有個性的人物、獨特的細節語言情感，才是文學不可抗拒的魅力。令讀者“心動”的優秀作品，無論是正向地“順動”，還是反向地“逆動”，都可超越階級、國界、民族與性別的溝壑。
三、中國文學史上20世紀的互動異象及21世紀的裂變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曆史上，作品與讀者的“互動”，幾乎和漢語古典文學的存在同樣悠久。《詩經》原本就來自民間鄉野的傳唱；漢賦以及唐詩宋詞，逐漸成為各朝代文人雅士進行交流交往，或仕途升遷的“硬通貨幣”，其中的經典佳句，更是雅俗共賞，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市井小民，均可在截然不同的場景中吟哦傳誦；元代的戲曲雜劇，成為宮廷與民間精神文化娛樂的重要方式，也是道德觀價值觀普及與傳播的舞台；到了明清時代，彈詞開篇和話本小說開始流行，《紅樓夢》《三國演義》的小說藝術達到了古典文學的高峰。這些經典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成為民眾生活中的模仿對象。
中國近代以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抗日戰爭到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文學一直擔任著啟迪民智的精神導師之職。幾乎每個曆史階段，進步作家和狂熱的讀者，共同成為左翼文學配合默契的共謀者。新中國成立後，一部歌頌革命的長篇小說，發行量可達幾百萬冊。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革命文學的沸騰喧囂，遮蔽了沉寂的純文學。在那個表麵轟轟烈烈“假互動”（動嘴），而實際上“不許（民眾）動腦”的文化專製時代，作家們逐漸喪失了自我的“主動性”而陷入“盲動”和“被動”，其中一部分人淪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在被革命文學鼓舞與煽動的生活假象中，作家和讀者互相愚弄，使文學與作家一起走進了死胡同。
然而，以上例證很容易使人誤認為，那些曾經引發強烈社會關注的文學作品，大抵屬於左翼文學，無論是作家的思想立場還是作品的故事內容，都代表著廣大“被壓迫者”的批判訴求，所以能夠迅速點燃讀者情感，引發社會反響。其實，這隻是現象的一個方麵。也有相反的例證：霍桑的《紅字》無論是道德傾向還是宗教觀，都是模棱兩可、複雜難辨的，他對恢複秩序的偏好，體現了作者對社會革命持有保守懷疑的態度。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小說《飄》，作者以其個人視角，表達了對南北戰爭的憎惡，對南方奴隸製的留戀與維護。我們的目光若是越過大西洋，重新審視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無論作者怎樣執著地表現自己對皇權貴胄的崇仰，對新興資產階級的鄙視，他仍然留下了一部行將逝去的封建時代悲壯的挽歌。還有美國的博爾赫斯、中國的張愛玲，在當時並非都代表“進步”力量，但他們的作品仍然獲得了極高的文學聲譽和讀者的喜愛……富有個性的人物、獨特的細節語言情感，才是文學不可抗拒的魅力。令讀者“心動”的優秀作品，無論是正向地“順動”，還是反向地“逆動”，都可超越階級、國界、民族與性別的溝壑。
三、中國文學史上20世紀的互動異象及21世紀的裂變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曆史上，作品與讀者的“互動”，幾乎和漢語古典文學的存在同樣悠久。《詩經》原本就來自民間鄉野的傳唱；漢賦以及唐詩宋詞，逐漸成為各朝代文人雅士進行交流交往，或仕途升遷的“硬通貨幣”，其中的經典佳句，更是雅俗共賞，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市井小民，均可在截然不同的場景中吟哦傳誦；元代的戲曲雜劇，成為宮廷與民間精神文化娛樂的重要方式，也是道德觀價值觀普及與傳播的舞台；到了明清時代，彈詞開篇和話本小說開始流行，《紅樓夢》《三國演義》的小說藝術達到了古典文學的高峰。這些經典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成為民眾生活中的模仿對象。
中國近代以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抗日戰爭到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文學一直擔任著啟迪民智的精神導師之職。幾乎每個曆史階段，進步作家和狂熱的讀者，共同成為左翼文學配合默契的共謀者。新中國成立後，一部歌頌革命的長篇小說，發行量可達幾百萬冊。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革命文學的沸騰喧囂，遮蔽了沉寂的純文學。在那個表麵轟轟烈烈“假互動”（動嘴），而實際上“不許（民眾）動腦”的文化專製時代，作家們逐漸喪失了自我的“主動性”而陷入“盲動”和“被動”，其中一部分人淪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在被革命文學鼓舞與煽動的生活假象中，作家和讀者互相愚弄，使文學與作家一起走進了死胡同。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是當代文學風光無限的最後一段好日子。文學毅然擔當了社會進步的先驅與前鋒，訴說苦難、清理曆史、反思人性，承載著真理與希望，成為閱讀者唯一的情感出口與精神出路。作家承襲了“社會良心”的傳統使命，試圖以文學“幹預生活”。西方人恐怕難以想象，那時候刊物每有一部思想激進、構思新穎的作品發表，在這個十億人口的國度，竟是城鄉呼應、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新時期十年，是一次罕見的文學狂歡，也是中國“百年孤獨”的近代史上，文學與社會成功“互動”的巔峰期，或可成為世界文學史上“互動”的典範。然而時過境遷，風停雨過，那個時期的特殊使命一旦結束，“互動”便開始動搖並消退。自20世紀90年代始，中國逐漸步入商業時代，由於信息社會外部條件的改變、中國體製的種種局限、作家自身“動力”的不足、讀者興趣的多樣化……文學與社會的“互動”終是風光不再，呈現出另一番撲朔迷離、陌生新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