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印《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是高興的。這本書在市場已經絕跡二十多年，隻剩有極少幾本收藏在黑暗塵封的書庫裏，或秘藏在個別讀者的手中。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有這本書，沒有讀過，較老的讀者也會忘記這本書，因此，它的重新問世，重新在讀者中接受考驗，我以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屬於人民的，社會的，它應該在廣大的讀者中經受風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出版以後的十年中，是比較平穩的十年，我聽到的反響不算多。在老解放區生活過的人，大都經曆過土地改革的風暴，對《桑幹河上》的生活容易產生共鳴，容易接受。新解放區廣大的讀者，對土地改革、農村階級鬥爭又是極為向往、急於了解的，因此盡管我也聽到過對這本書有這種那種的善意建議、不理解、某些不滿或冷淡，但大都還是順耳的反映。現在經過二十多年的動蕩，社會情況不一樣了，讀者的變化也很大，《桑幹河上》必定還要經受新的、更大的考驗。我歡迎這種考驗，這對一個作家是有益的，對一代文風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對《桑幹河上》的重版是高興的。文藝為工農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許多文藝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給人民留下了不少優秀作品，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成長了一大批為人民熟悉熱愛的作家。實踐證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沿著毛主席指示的正確方向，排除錯誤路線的幹擾，繼續深入生活，熱愛人民，創作無愧於我們這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繁榮社會主義祖國的百花園地。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不過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導、在黨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據地生活的熏陶下，個人努力追求實踐的一小點成果。那時我對農民革命、對農村階級鬥爭、對農村生活、對農民心靈的體會都是很不夠的。這本書隻是我的起點，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我也從來沒有以此自傲過。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不久，我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因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時交通中斷，隻得停下來。我在新解放的張家口，進入闊別多年的城市生活，還將去東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對我曾經有些熟悉，卻又並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區的農村眷戀起來。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處過八九年的農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幹部再共同工作。正在這時，一九四六年夏天，黨的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我是多麼歡喜嗬！我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這對我是一個新課題。我走馬看花地住過幾個村子。最後在溫泉屯停留得稍久一點。說實在的，我那時對工作很外行，在內戰逼人的形勢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階級情況，發動廣大貧雇農，團結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參軍等等一係列工作，我都有點束手無策。工作主要是陳明、趙可做的，我跟著參加會議，個別談話，一個多月，工作全部結束時，張家口也吃緊了。中秋節剛過，我們回到涿鹿縣政府，遇見到這一帶觀察部隊轉移路線的朱良才同誌。他一見到我便說：“怎麼你們還在這裏！快回張家口去！”這時我想到溫泉屯的剛剛獲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蹂躪，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報複迫害，我怎樣也挪不開腳，離不開這塊土地，我曾想留下，同這裏的人民一道上山打遊擊；但這也必須回到華北局再說。自然我不可能被準許這樣做，我到晉察冀老根據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裏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我對一路的同誌們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已經構成了，現在需要的隻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創作。
我以農民、農村鬥爭為主體而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這是第一次。我的農村生活基礎不厚，小說中的人物同我的關係也不算深。隻是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留給讀我的書的人。我不願把張裕民寫成一無缺點的英雄，也不願把程仁寫成了不起的農會主席。他們可以逐漸成為了不起的人，他們不可能一眨眼就成為英雄。但他們的確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邊的人，在那個時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後來我又參加過兩次土改；近二十年來我絕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農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出身的人；我遇見過比張裕民、程仁更進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從豐富的現實生活來看，在鬥爭初期，走在最前邊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無缺的人；但他們可以從這裏前進，成為崇高、完美無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