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解決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從經濟上說，國家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發展出有效的幹預經濟方法，使得經濟發展和統治合法性有一種積極的關係。從政治上說，國家必須建立並依靠主流社會來奠定政治穩定的基礎。國家需要幹預經濟發展。目前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中的變化無疑和經濟發展相關。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城市迅速。農村居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較高，這就為政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城市經濟發展，工業品的價格上升遠比農產品快。相比之下，農民收入不斷下降。同時，在很多地區，地方政府不斷地向農民征稅以解決地方財政危機，導致農民的不滿。如何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提高他們的滿意度及其對政府的忠誠感對未來民族國家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從民族國家建設來說，如何建設一個主流社會及如何把它整合進國家政治進程內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任何社會都有一個主流社會。國家如果不能處理好與主流社會的關係，那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會趨向緊張，政治穩定就會失去製度基礎。一方麵，主流社會的建設能夠把社會的一些激進部分邊緣化，減少他們和政府對抗的機會。另一方麵，如果沒有這種主流社會的建設，社會上本來可以成為主流勢力的人往往被激進者所利用和吸收。在東亞社會，韓國的例子較為典型。盡管激進的運動不斷，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個主流社會，所以激進運動往往被邊緣化，對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構成不了致命的影響。
那麼如何建立一個主流社會呢？建立主流社會的目標是為政治穩定奠定一種製度基礎。但在這一建設過程中，穩定往往成為問題。這裏，我們不妨討論一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ville）的研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和《舊製度與大革命》等著作中，通過比較美國政體和法國政體，探討了國家結構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托克維爾發現，集權國家（以法國為代表）往往通過摧毀社會中介製度（intermediate bodies）和削弱地方自治性來擴張國家本身的權力範圍和強度。這種做法阻礙了製度性的參與（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使得國家直接麵對社會成員個體。一旦當國家和社會發生對抗，對抗就表現為暴力，最終走向專製。相反，在分權（detralized）國家，市民社會及地方自治相當強大，參與既廣泛又有規則，使衝突分散於數以萬計的中介製度中，結果有利於民主製度的穩定。就是說，國家結構集權程度的不同為社會運動提供了不同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
從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解決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從經濟上說，國家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發展出有效的幹預經濟方法，使得經濟發展和統治合法性有一種積極的關係。從政治上說，國家必須建立並依靠主流社會來奠定政治穩定的基礎。國家需要幹預經濟發展。目前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中的變化無疑和經濟發展相關。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城市迅速。農村居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較高，這就為政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城市經濟發展，工業品的價格上升遠比農產品快。相比之下，農民收入不斷下降。同時，在很多地區，地方政府不斷地向農民征稅以解決地方財政危機，導致農民的不滿。如何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提高他們的滿意度及其對政府的忠誠感對未來民族國家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從民族國家建設來說，如何建設一個主流社會及如何把它整合進國家政治進程內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任何社會都有一個主流社會。國家如果不能處理好與主流社會的關係，那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會趨向緊張，政治穩定就會失去製度基礎。一方麵，主流社會的建設能夠把社會的一些激進部分邊緣化，減少他們和政府對抗的機會。另一方麵，如果沒有這種主流社會的建設，社會上本來可以成為主流勢力的人往往被激進者所利用和吸收。在東亞社會，韓國的例子較為典型。盡管激進的運動不斷，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個主流社會，所以激進運動往往被邊緣化，對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構成不了致命的影響。
那麼如何建立一個主流社會呢？建立主流社會的目標是為政治穩定奠定一種製度基礎。但在這一建設過程中，穩定往往成為問題。這裏，我們不妨討論一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ville）的研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和《舊製度與大革命》等著作中，通過比較美國政體和法國政體，探討了國家結構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托克維爾發現，集權國家（以法國為代表）往往通過摧毀社會中介製度（intermediate bodies）和削弱地方自治性來擴張國家本身的權力範圍和強度。這種做法阻礙了製度性的參與（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使得國家直接麵對社會成員個體。一旦當國家和社會發生對抗，對抗就表現為暴力，最終走向專製。相反，在分權（detralized）國家，市民社會及地方自治相當強大，參與既廣泛又有規則，使衝突分散於數以萬計的中介製度中，結果有利於民主製度的穩定。就是說，國家結構集權程度的不同為社會運動提供了不同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